经过以上比较可知，结果加重犯与重罪谋杀罪原则本质上都是对超出基本犯罪的重结果加重刑罚，只不过结果加重犯是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而重罪谋杀罪原则是将行为人按谋杀罪处罚。那么，两种处理模式究竟何者更为合理可行呢？尽管我们可以承认，由于重罪行为的性质使得其后发生的疏忽致死与一般意义上的过失杀人有所不同，但这也只能说，在立法技术上可以考虑加重处罚重罪行为或是重罪之后的疏忽致死行为，而绝非是将此疏忽致死行为等同于谋杀行为。因为无论如何，疏忽致死与恶意谋杀都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犯罪，不能为了要加重处罚就让没有谋杀恶意的行为人与有意的杀人、有意造成他人重伤或极度轻率地致人死亡承担相同的罪名。藉由重罪谋杀罪原则另外成立谋杀罪，在某种程度上已然违反根据主观心态的可归责程度而确定相应刑罚的比例原则。[28]特别是在美国某些州还保留着对谋杀罪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以最严厉的刑罚来对待并非是最严重的罪行，更反衬出重罪谋杀罪原则的不合理。也因此，大陆法系所采取的加重处罚基本犯罪的结果加重犯模式相对而言是更为妥当的做法。
【作者简介】
郭莉，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注释】其他译法有“违法肇因者原则”、“不容许状态原则”、“在一种不允许的事物上停留原则”等，本原则的全称为“versantl in re illicita imputantur ominia，quae sequuntur ex delicto”。
Baumann，Kleine Streitschriften zur Strafrechtsreform，1965，S．150．转引自林怡秋：《加重结果犯中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间关系之研究》，台湾成功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8年硕士论文，第6页。
柯耀程：《变动中的
刑法思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第115页。
杨建华：《
刑法总则之比较与检讨》，1988年自版，第109页。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黄道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James J．Tomkovicz，The Endurance of the Felony—Murder Rule：A Study of the Forces that Shape Our Criminal Law，51 Wash．＆Lee L．Rev．1429—30（1994）．
参见George P．Fletcher，Reflections on Felony—Murder，12 Sw．U．L．Rev．413，421（1980）．
Guyora Binder，The Origins of American Felony Murder Rules，57 Stan．L．Rev．98（2004）．
Rudolf J．Gerber，The Felony Murder Rule：Conundrum Without Principle，31 Arzi．St．L．J．763（1999）．
Guyora Binder，The Origins of American Felony Murder Rules，57 Stan．L．Rev．100—01（2004）．
George Fletcher，Rethinking Criminal Law 284（2000）．
虽然美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美国的重罪谋杀罪是从英国继受而来，但也有少数学者表示反对。例如Binder教授就认为美国并未从英国继受重罪谋杀罪原则，因为在美国大革命时代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普通法上的重罪谋杀罪，因此也不可能由英国传入美国。详细的讨论见Guyora Binder，The Origins of American Felony Murder Rules，57 Stan．L．Rev．59（2004）。
Leonard Birdsong，Felony Murder：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y Which to Understand Today’s Modern Felony Murder Rule Statutes，32 T．Marshall L．Rev．16—20（2006）．
例如，亚利桑那州将任何人包括未参与重罪的人，在实施或意图实施立法上重罪的过程中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即使该死亡纯属意外，均论以一级谋杀罪，并判处死刑。
Tomkovicz，The Endurance of the Felony—Murder Rule：A Study of the Forces that Shape Our Criminal Law，51 Wash．＆Lee L．Rev．1469（1994）．
郑逸哲：《法学三段论法下的
刑法与
刑法基本句型（二）——
刑法进阶》，台北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488页。
参见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22页。
Roxin：《客观归责理论》，许玉秀译，《政大法学评论》1994年第50期。
赵彦清：《结果加重犯的归责基础》，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98年硕士论文，第149—150页。
参见CAL．PENAL CODE§189（west 1998）．
例如加州法院、明尼苏达州法院等均是如此。
蔡慧芳：《英美法上重罪谋杀罪原则的介绍与评析》，载《刑事法学之理想与探索——甘添贵教授六秩祝寿论文集》（第二卷
刑法各论），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00页。
Guyora Binder，The Culpability of Felony Murder，83 Notre Dame．L．Rev．968（2008）．
David Crump，Reconsidering the Felony Murder Rule in light of Modern Criticisms：Doesn’t the Conclusion Depend Upon the Particular Rule At Issue？32 Harv．＆Pub．Poi’y 1162（2009）．
Martin R．Gardner，The Mens Rea Enigma：Observations on the Role of Motive in the Criminal Law Past and Present，Utah L．Rev．635，706—08（1993）．
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所规定的结果加重犯的重结果范围仅限于人身损害。不过，也有对造成财产损失规定加重法定刑的立法例，而在我国这样的规定就更为普遍。
Rudolf J．Gerber，The Felony Murder Rule：Conundrum Without Principle，31 Arzi．St．L．J．778—79（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