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利救济方面，国外对不当限制辩护人会见权的行为设置了一定的诉讼救济管道。例如，在日本，“实务中，辩护人可以提出会见，接受指定会见或对此提出准抗告，辩护人也可以对不当指定会见提起国家赔偿请求诉讼。”[17]日本实务中的做法为我们设置权利救济途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长远来看，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乃是一种根本之道。辩护律师有权就剥夺、限制会见通讯权的行为申请法院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由法院对受侵害的权利进行救济。不过，这一目标在我国的实现尚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
韩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孙长永：《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立法的三大疑难问题管见》，《法学》2008年第7期。
铃木茂嗣：《日本
刑事诉讼法的特色及解释上的诸问题》，李海东等译，载《日本
刑事诉讼法的形成与特色》，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1997年联合出版，第51页。
See General Comments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General Comment 13，p．9．
参见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页。
参见约翰·斯普莱克：《英国刑事诉讼程序》，徐美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以下。
参见田口守一：《
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
同前注⑹，第94页。
参见克劳思．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参见黄东熊：《刑事诉讼法论》，三民书局1986印行，第122页。
我国《
宪法》第
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笔者在办理刑事辩护案件过程中，看到很多地区看守所的墙上悬挂的《律师会见制度》中均明文禁止律师会见自己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同案人。
参见田文昌、陈瑞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236页。
王兆鹏：《刑事被告的
宪法权利》，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经销1999年版，第158页。
同前注⑼，第337页。
对此，我国新《
律师法》第
38条第2款已明确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
同前注⑹，第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