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个原因互依互存，共同构筑了“宏伟”的腐败之城，如果不以人性本善为假定，监督有效，那么不管如何用“情”，也谋不到利益，滥“情”者自然退却；如果没有人情文化，即使官员专权，那么也只限于一小部分人群中，不至于泛滥成灾，遍及全国。由人情作为经线，专权作为纬线，编织成了官场文化之网俘获了一批又一批曾经优秀的官员。曾有学者提出，中国贪官是中国文化的受害者，虽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纵观落马的贪官，大多是遵循这一路线，贫寒出身—→优异学子—→优秀青年—→鄙视腐败，抗拒人情—→人情俘虏—→大肆贪腐败—→终于落马。诚如鲁迅先生所言，“痛骂官吏的学生往往成为被学生痛骂的官吏。”儒家文化不消散，腐败犯罪在中国很难消除。
【作者简介】
马改然，单位为东南大学。
【注释】谢晖：《法的思辩与实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
佛郎茨·乌克提茨：《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王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佛郎茨·M·乌克提茨：《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王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吴新成：《论语易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吴新成：《论语易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王常则译注：《孟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500页。
古德诺：《解析中国》，蔡向阳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和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5页。
佛郎茨·M·乌克提茨：《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王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马庆珏：《关于腐败的社会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6): 89.
郑从金：《试论国民性格中观念意识与行为模式的背离现象》，社会科学，2006(3):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