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中国已进行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的洗礼，它的最大的收获是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对于精神方面改善并不大。从清末开始，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自由、平等而摇旗呐喊，大力宣传。但这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它并没有唤醒民众，非但没有唤醒民众，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人对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也只是限于口头上，而没有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像国内最早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先行者之一，康有为，其自己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纳妾以至妻妾成群。还有严复，这位曾因为国人介绍西学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他引入并提倡进化的观念，提倡民主和自由，反对君主专制。但他在现实政治主张上却一直保守，拥护帝制，以至倒向袁世凯的独裁政权，并为袁的复辟帝制摇旗呐喊。这就是所谓的观念意识与行为模式的背离，这种背离社会学家称之为“理想文化和现实文化之间的冲突”。[10]这种背离沿着上面的路线途径五四、辛亥、内战、建国，直至现在。而且范围从最开始的精英层慢慢扩展，一直到广大民众。对于这种现象，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美国教授列之森是这样评价的，“他们理智上倾向未来，接受西方的许多东西，情感上却怀念过去、留念过去。”[11]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推翻三座大山为标志的，但是推翻的仅仅是山的形式，而山的阴魂却久久不肯消散。建国初期，也曾大力倡导消除儒家文化的糟粕，但是这并不是当时的首要的任务，而只是在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下附带的任务，也就是说，已作为基因世代相传的儒家观念，在它受到质疑那一刻起，直至今日，并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更不要说狂风暴雨式的摧残了。它仍然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只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形式有所改变，实质依存。“中国人总是以家庭道德和家族感情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体，即便在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的风暴中远离家园，进入高度流动和完全生疏的社会，进入了以货币兑换人情的服务网络和以法规取代人情的公约体系，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常常会在新的环境里迅速复制出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领袖是“爷爷”，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们”，这种现象在现代军队、工厂、官场以及黑社会皆习以为常。”目前请客送礼之风比之古代有过之而不及，有时竟然达到无事不请，无事不送，即使是该得的利益，也要请送，不如此，就忐忑不安。诚如2004年十大法制人物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所言，“中国是个关系人社会，什么事都找关系，一遇到麻烦，他不找法律，先翻电话本，看能找到谁，然后就是找存折。”这和前述古代以情为中心的官场模式如出一辙。这以情为中心的风俗习惯已经伴随人的社会化浸透到行为模式中，达到“习焉而不察”的地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级别最高被判处死刑的成克杰腐败案为例，成克杰，1933年11月，生于广西上林县一贫困壮族家庭，天资聪颖，靠自己的不懈努力，1986年当上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在此期间，成克杰认识了他日后的情人李平，一开始，因李平的公公曾是成克杰的领导，出于对老领导的感激之情成克杰时不时帮助李平，慢慢的，两个人之间产生了情，成了情人，成克杰公开对人说：“李平的事就是我的事”。此话一出，前来与李平洽谈贸易的人趋之若鹜，贸易额直线上升．甚至盖过了广西在香港的官方公司。后广西银兴实业发展公司周坤经人介绍认识李平，通过不断给李平送钱，利用成克杰的职权，以超低价拿到了江南停车购物城的工程项目及获得银行的巨额贷款，二人共得26877461元。后韦鼎桓、刘新民、甘维仁、周贻胜等人都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认识李平或成克杰本人，不断得给其钱财，获得自己期待的利益，直至案发，成克杰、李平实得4000多万。仔细查阅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腐败案，每一案案情惊人的相似，同出一辙，像胡长清案、王怀忠案、以至近两年的陈良宇案和郑筱萸案无不是各路人马高举“情”字大旗，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向利益分配者即掌权者靠拢，意图分一杯羹，作为回报，掌权者就利用权力不断地给其利益，无视法律法规，权力成为个人私有财产，成为为“家”谋福利的摇钱树。所以，法律虚无，处处以情开路，为腐败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