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是一种与别的社区有很大差异的社区类型，它有其独特的特征。对于城中村的犯罪而言，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它的社区特征对犯罪的影响。但是，社区特征仅仅能告诉我们导致犯罪的结构性因素，无法告诉我们犯罪在个体层面是怎么产生的。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会在社区和个体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图1）。
在社区层面，最有解释力的理论是社会解组理论[17]，它强调一个社区的社会解组会导致犯罪的产生，因为社会解组的社区拥有较低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集体效能是一个社区的相互信任和团结度。社区集体效能低下的最重要结构因素是集中弱势、种族异质性和高的居住流动性。
在个体层面，我将重点强调犯罪者的动机是怎么来的？犯罪者的技能是怎么获取的？适当的犯罪目标是怎么产生的？根据默顿的紧张理论，当一个人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达到社会规定的目标时，他就有可能通过非法的途径达成目标[18]。但是，仅仅拥有犯罪的动机是不够，犯罪者还必须要学会犯罪的技能，获取犯罪技能最有效的方式是差异化交往[19]。根据日常活动理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活动使得自己易于成为被侵害者[20]。
四、城中村的社会解组
社会解组理论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有一些社区的犯罪率比别的社区更高。它假设一个社区的正式（学校、警察、行政机构）和非正式网络使得一个社区有能力去解决犯罪问题，社会解组是指一个社区没有能力实现居民的共同价值和有效维持社区秩序[20]，比如，社区居民反对吸毒，但却没有能力赶走占据了社区街角的毒品贩子。导致一个社区犯罪的首要因素不是因为有大量生理、心理或者文化缺陷的人的存在，而是有着大量普通正常人生活的社区的社会组织制度的失效。
在一个社会组织有序的社区，社区成员能够相互沟通并能有效地组织、动员起来共同行动，这种社区共同组织起来维持公共空间秩序的能力，就是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集体效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社区内的相互信任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实施社区控制的共同愿望。当看到一个社区居民对社区领导就社区秩序混乱提起诉讼，或者看到社区居民组织起来进行邻里互助以维护共同利益时，集体效能就会实现。
具有较强的居民的流动性、集中弱势（concentrated disadvantage）和移民集中性的社区具有较低的集体效能。高速的居民流动，特别是人口的急剧减少，会造成一个社区的制度性解体，切断了长期形成的社会纽带，削弱了对集体生活的社会控制。同时，金钱投资也会使得房屋拥有者对社区共同利益拥有既定的支持。所以，居住期限和自有住房者将会提升集体效能来维持社区的社会控制水平。集中弱势的社区指的是拥有较高的贫困率、种族异质性程度、失业率和单亲家庭的社区，具备这种特征的小区拥有较低的集体效能[21]。所有的社区结构特征都是通过削弱社区集体效能来对社区犯罪率产生显着的影响，集体效能是一个能发挥显着中介作用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