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学者吴思也形象的说明了这一道理[6]。据他推算，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共有8个日期，从初步昭雪直至追封3代，历时99年。首次平反是1162年7月，岳飞冤死21年之后；1162年6月，冤案制造者宋高宗赵构离开了宝座，太子孝宗即位，7月，才昭雪岳飞。在《明史》中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拖延170多年，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明朝劲敌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昭雪，这种时隔150多年的跨朝代平反，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只好保持沉默。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倘若把三权分立看作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横向纠错并不排除依靠时间澄清某些难题，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
（三）斗鸡效应与零和博弈：错案追究制
在博弈论中，斗鸡博弈进一步衍生为动态博弈，会形成这样一个拍卖模型：轮流出价，出价最高者最终得到该物品，但是出价少的人不仅得不到该物品，并且要按他所叫的价付给拍卖方。任何一方一旦进入骑虎难下的博弈，尽早退出是明智之举。然而当局者往往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为了体现执法为民的宗旨和增强维护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减少错案，司法机关还会追究有关人员的司法责任。根据1998年最高法院制定的错案追究责任办法，一旦错案成立，法院将依程度不同处理相关责任人：情节轻微的，责令作出检查或者通报批评；情节较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有犯罪嫌疑的，移送有关司法部门依法处理。但是，某种意义而言，错案追究制度为司法机关与伸冤者的提供了斗鸡博弈的舞台：在不能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下，以责任追究防止错案的发生，反而会导致更多的错案不断涌现。尽管创制者的初衷是力求杜绝审判人员徇私枉法，使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但在实践过程中，错案追究制的弊端却不断出现。
第一，错案追究制破坏了司法的独立性。司法者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为最大限度地降低被追究的风险，寻求上级领导对裁判结果的明示或暗示，便成为现实的选择。而上级法院经常要顾及下级法院法官的“面子”和“错案指标”，在最小范围内修改原审的判决。这实际上是在变相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同时也削弱了法官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导致更多冤假错案的发生。这种高度行政化的究责方式，不可避免地推动着审判活动的日益行政化，这与检察业务改革、审判方式改革的取向完全背离。某种意义而言，司法改革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制度尴尬中徘徊不前。事实上，在建立错案追究制之前，法官不能独立审案、冤假错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已经大量存在，但错案追究制推行之后，法官不能独立审案的现象则更是变本加厉。这无疑陷入了“钱穆制度陷阱”：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久而久之，病上加病。错案追究制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在不能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下，以责任追究防止错案的发生，反而会导致更多的错案不断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