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陪审团来扮演裁判者只是更有可能实现中立、超脱、独立的角色期望，其前提是陪审团的成员应当作为独立的个人，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来作出中立的裁判。如果陪审团成员自居为某一党派或利益团体的代表，根据所代表集团的利益，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来作出裁判，那么陪审团制度就丧失了其应有的价值，法国曾经尝试过的陪审团制度正是因此而流产的。在当时，政局动荡，陪审团成员往往也是各革命党派的成员，这些以革命斗士自居的陪审团成员往往会以合法的方式屠杀跟他们处于敌对党派的人，而总是宣判跟他们属于同一党派的人无罪，他们的革命激情侵蚀了陪审团应有的功能。[12]最终导致陪审团制度在法国的流产。
（三）由独立的法官扮演裁判者角色
尽管由不特定的社会普通成员，即由陪审团来扮演裁判者，最有可能实现裁判者中立、超脱、独立的角色期望，但是陪审团制度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一方面，陪审团制度对社会普通成员的独立性有一定的要求，而这又是由一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只有社会普通成员作为陪审团成员普遍能够以独立的人格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作出独立的判断，陪审团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另一方面，陪审团制度耗资巨大、耗时漫长，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影响诉讼效率，从而无法得到广泛适用。事实上，在英美国家，陪审制已经开始衰落，其适用范围被一再限缩，但是，陪审制的衰落更多的是出于成本和便于管理等因素的考虑，而并非原理方面的因素。[13]
由于陪审制所存在的上述固有缺陷，导致其无法得到全面的应用，那么，在不适用陪审制的诉讼中，由谁来扮演裁判者才能实现中立、超脱、独立的角色期望呢？解决这一难题的正是司法独立制度。
在我国，检察机关和法院都被认为是司法机关，所谓司法独立主要是指这两个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受其他机关、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干涉。这一要求当然也是正确的，但是却并不符合“司法独立”的本义，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机关之间的职权划分，而从这个角度讲，不仅检察机关和法院应当是独立的，其他所有的国家机关也都应当是独立的，因为每个机关都有其各自的职权范围，如果允许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任意干预，那么国家机器就无法顺利运转。因此，如果只是从国家机关之间的职权划分的角度来讲司法独立，即便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其意义也是大打折扣的。
司法独立的本义应当是与法官的中立与超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官的中立和无偏倚的地位才是“独立”的核心。[14]具体说来，司法独立制度最早形成于英国，其得以形成的根源正在于，当国王指控某人有罪时，作为国王的大臣的法官自然容易产生支持国王指控的倾向，而难于保持中立，因此，司法独立的提出最初就是为了防止法官因受国王的干涉而丧失中立的立场。此后，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在借鉴英国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提出了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制度，其从根本上讲也是要防止司法权因受行政权的干涉而难于保持中立，并期望通过中立的司法权来抵制行政权的肆意扩张。这一理论后来为美国所践行，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代表政府来提起控诉的，而司法独立可以保障法官不受政府的辖制从而才能真正地保持中立。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认为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配只是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法官也代表国家的话，那么还是无法避免法官更容易产生支持同样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的指控的倾向。因此，各现代法治国家的司法独立理念实际上都非常强调法官的独立，即法官应当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来作出中立的裁判。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国家无法通过仅仅立足于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来抵御自己权力的扩张，因为国家机构是以社会而不是以直接的相互之间的削弱为代价来增加他们的特权的，[15]所以归根结底，真正能抵御国家权力扩张的力量应当是来自于社会的，而不是来自于国家内部的分权，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司法独立意味着，司法权不应当成为国家旨在实现其特定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权力，[16]司法权显示了市民社会中公民对国家权力的自发的控制权。[17]而要使司法权成为一种社会权力，其最好的途径当然是陪审团制度的普遍适用，但是鉴于陪审团制度的上述固有权限，其又无法得到普遍适用。因此，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保障法官的人格独立，使得法官能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来作出中立的裁判。法官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性来自于这样的假设：每一个具有良知和理性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会做出同样的判断。法官的社会权威也正如此获得。只有当法官以社会权威，而非国家代表的身份来对社会冲突予以裁判时，才可能实现裁判者中立、超脱、独立的角色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