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上的假设，经过多方博弈，理性人最终选择通过遵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来公开或获取信息，其根本原因就是制裁制度的存在。制裁制度是影响理性人选择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正是制裁制度的存在，理性人的行为才会就像经济学家所假设的，即人们对制裁的反应就像是对价格的反映一样，最终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
政府不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要受到制裁，同样，政府公开其不应该公开的信息也要受到制裁，并且更为严格。在政府公开法律制度中，有专门的章节规范例外信息问题。例外信息是指政府不得公开的信息。对于例外信息而言，制裁制度更显其重要性了。一般而言，例外信息大多涉及到国家的机密，一旦公开，就会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因而，制裁措施更为严厉。在关于制裁制度建设上，有的制裁措施直接在《政府信息公开法》中明确规定，有的是在与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法律中予以规定的，比如，在我国的《保密法》、《刑法》中有明确的相关制裁方面的规定。所以，同样是上述假设情景，信息的性质发生变化了，理性人最终选择的结果更必然是遵循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相关规定。因为，唯有此，才最有“效益”。
所以，政府要公开信息，建立一定的制裁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制度可以涵盖于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之中。
综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作为伴随着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伴随着人类步人信息社会而出现的一种新制度，它有待人们更为深刻的认识，有待人们更为多角度地开拓其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中华大地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作者简介】
王勇，中央党校政法部法学教研室。
【注释】参见刘恒等著：《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冯玉军著：《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前注，理查德·A·波斯纳书，第31页。
参见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法和经济学》，施少华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亚当·斯密最先阐述了“经济人”假设这一思想，把它作为商品经济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高度概括。“经济人”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人的“自利”性，即追求自身利益是决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二是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行为”，即经济人是有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三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参见前注，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书，第37页。
参见前注，［美］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书，第109页。
参见前注，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书，第109页。
参见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经济学》，萧琛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2版，第81页。
参见王跃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4页。
参见宋功德：《论经济行政法的制度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参见梁小民：《微观经济学纵横谈》，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3页。
参见丹尼斯C·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参见冯玉军、赵小宁：《法律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R. Matthews: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Economic Journal 96，(December) 1996, PP. 903-910.
参见前注，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书，第109页。
参见厉以宁等编著：《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参见钱弘道著：《经济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参见前注，钱弘道著书，第136页。
参见前注，钱弘道著书，第142页。
政府所提供的信息只是公共信息，一种情况是当交易双方是私人时，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交易双方所希望收集的信息，但是，这不是信息的全部，交易双方还要收集大量的属于对方的“私人性”的信息，这也需要一定的成本；另一种情况是当交易双方一方是私人，另一双是公共体时，政府公开的信息是有利于私人的，私人收集信息的成本几乎为零，从总体来说，也是节约交易费用的。
这里的“效益”主要是指理性人的切身利益，不同于经济学上“效益”一词的内涵。
参见前注，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书，第3页。
参见前注，宋公德著书，第295页。
制裁的轻重作为隐性成本与所获得效益的比较已经不是经济学上纯粹的成本效益的比较了，这种比较借助经济学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同样可以说明社会普遍性的问题，就如同经济学家基于其假设的“人们对制裁的反应就像是对价格的反映一样”能得出有用的结论，借助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结论同样有用。
参见前注，丹尼斯C·缪勒著书，第23页。
参见前注，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书，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