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为什么文化立法27年一直缺乏重大进展？
从1984年筹备新闻立法到现在已有27年了。我国原打算要搞的新闻法、出版法、广播电视法、电影法，一个都没有搞出来。究其原因：
（一）没有深刻认识到立法的意义，没有看到扩大民主、自由，是人民的强烈愿望，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执政党永葆活力的需要。要不要新闻出版立法，绝不是哪一种驭民之术更好的问题。陈云的说法不一定妥当，更不一定永久适用。他曾经说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实际上，自袁世凯政府倒台到国民政府上台，其间并没有出版法，传媒放纵到无法无天，国家社会混乱不堪。国民政府《出版法》颁布，有不得“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等等一系列的规定，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国家混乱，政治腐败，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是很难有空子可钻的。再说，从组织原则来看，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是载入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是全党的决定。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陈云一向尊重党的决定和党的组织原则，有关部门也没有权力不执行全党的决定，只听某个人的一时意见。
（二）把暂时起作用而副作用极大的方法当做长治久安之计。
我们有两个口号是有问题的，在实践中更是让它走向极端。
一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以正面宣传为主”。这个口号从字面上看好像没有问题，但我们的媒介批评历来就少得可怜，1989年急忙提出这个口号，其实际作用就是减少舆论监督。新闻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下经济利益多样化，经济行为复杂化，容易产生贪污、腐败，本来就必须加强舆论监督。可我们错误总结教训，大搞“正面宣传”。尉健行在2002年人大会议期间说，“近几年查办的大案要案，大多数发生在1993年至1997年之间，1998年以后作案的逐步减少。”我认为，这与1992年宣布搞市场经济以后，舆论监督反而被大量削减有很大关系。1998年朱基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强调舆论监督，以后情况稍好一些。
二是稳定压倒一切。从辩证法、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事物只能有它自己合理存在的地位，不能因为一种事物重要，压倒其他一切事物。在新闻实践中，报纸揭露本地区的腐败被视为不利于稳定。让稳定压倒一切，就变成让稳定压倒了公平、正义。每个省、市都力图避免媒体暴露自己的矛盾和问题。2005年还取消了跨地区的舆论监督。其结果是，一边是腐败在蔓延，一边是揭露腐败的舆论监督在收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