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着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甚至被视为人权的范畴，是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手段。可以认为，着作权的人权意义，既包含了对作品这一知识财产的专有性质的保护，也包含了社会公众对作品的合理分享与利用。着作权为国际人权公约所接受，与其有助于实现“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社会文化自由和科学进步”等人权具有内在的联系。换言之，着作权保护是激励知识创造和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知识分享的基本前提。从着作权的人权属性看，着作权法需要解决好着作权人利益与使用者、传播者之间的关系，兼顾各方的利益以实现知识财产的合理分享。[8]由于着作权是一种控制和限制作品自由利用的法律机制，为了保障上述公民基本的文化教育权等基本人权的实现，需要对其施加必要
限制。
着作权保护显然不是仅仅考虑为着作权人谋福利，而是必须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特别是社会公共利益。这就需要设计着作权的权利限制制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制度构成上，权利的限制制度是公共利益在版权法上的直接体现。权利限制制度构建了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利益平衡机制，两者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权利制度体系。[9]确实，公共利益也是实现着作权法价值目标的重要内容。着作权限制体现出的公共利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从尊重基本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获取权来解释，这种限制通常有引用权、滑稽模仿权、漫画权、报刊摘编权、模仿权等例外；其二是与公众利益相吻合，这种限制适用于图书馆、档案馆等公共机构和学校等教育机构，旨在满足社会对作品的自由使用；其三是应对市场失败的一些例外，如私人性质的复制。[10]在私人复制情况下，由于其具有非商业性，在传统的复制条件下对着作权人利益损害不大。允许这种为个人目的而自由使用他人作品的形式，有利于增进社会利益。
3．经济学视野：基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败的考虑
着作权保护的经济理性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商品，这些商品创造了市场失败、外部性和适当性等问题。从法律经济学分析方面看，由于着作权法的目标是为对于公众具有价值的作品的创作提供激励，着作权法应该保护这种作品中对社会最有价值的部分。[11]
着作权法的经济逻辑表明，
除了关注成本和利益的问题外，也与市场效率具有密切联系，并且更加需要考量市场效率。在着作权法的制度设计中，用市场的经济回报来激励对新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在这种机制中，着作权法允许并鼓励作者对其作品的商业化，而作者从作品商业化中获得潜在或现实的利润则是刺激作者创作作品经济上的重要动因。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作者只有在从作品中获得利益大于创作的各种成本时才有动力从事创作活动。换言之，当创作的成本高于个人获得的利益时，新作品的创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着作权法建立类似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垄断控制形式，为作品的创作及向社会公开提供了经济上的动力。这种作为对进一步的智力创造的激励，也可以看成是着作权保护的利益，看成是着作权保护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