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对权利的保护手段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可以分为直接保护与间接保护两种模式。直接保护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宪法诉讼案件中直接以宪法为依据对案件作出裁判，从而对案件涉及到的权利给予保护，如德国宪政法院对人格尊严的保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表达自由的保护，它们都是通过直接适用宪法中的权利保护条款而对公民的权利实施保护。间接保护又可具体划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其它部门法在制定的过程中即应遵循宪法权利保护的原则和精神，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在这些部门法制定之时即已渗透其中，当司法机关运用部门法对权利实施保护时，宪法保护权利的目的已经通过间接途径得到了实现。另一种方式是当部门法制定时未能体现宪法权利保护的原则和精神时[1]，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将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注入到案件审理的依据中去，从而使宪法作为高级法和根本法的功能在个案审理中得到体现，以对权利实施全面的保护。
从这两种方式保护的权利类型来看，直接方式所保护的主要是基本权利，因为宪法条款所列举的权利本身就是基本权利的主要部分；而间接方式所保护的权利则主要是非基本权利，当然其中也包括未在宪法中加以列举的那部分基本权利。综合这两种保护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宪法对权利的保护总体上呈现一种辐射状：直接保护位于圆心位置，这种保护力度最大，强度最高；间接保护则以这种直接保护为圆心，围绕这个圆心而呈辐射状的分布，宪法对权利保护的效力由圆心向各个方向进行渗透，这样就组成一个完整的权利保护体系。这个体系所涵盖的权利范围既包括基本权利，当然也包括非基本权利。
宪法权利保障和宪法权利保护在对权利保护的方式和重点上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自然反映在宪法对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的保护方面。基本权利之所以基本，一方面从自然法角度来看是它人之所以为人所应享有的基础性权利；另一方面从权利本身的实现来看这种权利需要依靠国家权力的积极作为才能最终实现，因此国家权力对基本权利的保护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权利保障。对于非基本权利而言，其“非基本”即意味着这些权利对权利主体而言其重要性不如基本权利那样显著，或者其权利实现的紧迫性不象基本权利那样刻不容缓，因此这些权利多为消极权利，所以其权利保护的需要更多的体现为对权利损害行为的制止，而不在于提供权利实现的条件和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宪法对非基本权利的保护更多的体现为权利保护而非权利保障。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宪法正是通过权利保护和权利保障这两种方式分别对非基本权利和基本权利提供保护，从而实现和达到宪法对权利实行统一保护的功能和目的。
三、非基本权利宪法保护的原则与途径（一）非基本权利宪法保护的原则1、最大限度保护原则。权利保护是权利存在的基础，缺乏保护的权利是一种不完整的权利。权利从其本质来看，所有的权利都应当是平等的，权利本身并没有重要与不重要、基本与非基本之分。实定法上之所以作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之分，这并非是权利本身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因为由于宪法对权利的列举在方法上无法穷尽，因此只能在所有的候选权利中进行取舍，这种取舍是立宪技术上的要求，而并非权利本身存在价值上的根本差异。
例如对于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的关系而言，由于这两种权利的义务主体存在相对性——言论自由权的行使要求对名誉权作出某种限制，而反过来名誉权的保护需要对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作出某种限制，因此这两种权利在实现过程中极易发生冲突。解决这种冲突的一种通行的方法是对这两种权利进行价值排序，根据排序的结果优先保护价值较高的权利。宪政实践的历史表明，对这两种权利的价值排序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结果，原因在于对排序标准理解的不一致，每一个国家都是从本国权利保障的历史来理解排序的标准的，因而在不同的国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纽约时报案”[2]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权高于名誉权，只有在言论自由存在“实质恶意”的情况下才需要对名誉权受损的一方予以赔偿；而在“伊朗王妃案”[3]中，德国宪政法院则认为，根据德国宪法第一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原则，名誉权高于言论自由权，因此行使言论自由权不能对他人名誉造成损害，否则应当给予赔偿。这里价值排序上的差异与两国的宪政实践是紧密相联的。美国秉承自由主义的宪政传统，其宪政理念侧重于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个人自由的行使即使对他人造成某种影响，只要这种影响未超过必要的限度，则他人对此负有容忍的义务；而德国则经历了法西斯极权统治的非常时期，法西斯政府对个人的人格尊严进行大规模侵犯和肆意蹂躏的惨痛历史深深地扎根于德意志民族的心灵深处，因此德国宪法第一条即郑重地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把个人尊严的保护置于最高的地位，而名誉权属于人格尊严的核心内容，因此当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德国宪政法院侧重于名誉权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