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加以注意的是，英国、日本、美国的“事业单位”立法监管尽管追求共同的目标，但各有独特的产生背景，必须结合其政治、经济、法律因素来加以分析。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解决非部委公共团体面临的困境时，首先通过调研厘清了问题的缘由，大量制定法律指引和确定主管部门，强化了对非部委公共团体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完善了外部监督体系，确立了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最终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问责机制。日本为应对战后官僚体制一成不变的弊端，主动发起了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创新，在设立要件、组织结构、业务运行、财务会计、监督评鉴等各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惜乎最后未能顶住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改革的压力而功亏一篑。至于美国，虽然颇为重视混合型组织的功能，然而基本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不追求统一监管立法，概因其市民社会高度发达，对公共部门权力资源使用历来有深入调查批判的传统。虽然说事业单位监管立法的思路和措施必须与一国的实际结合，不能依样画葫芦，但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事业单位”的法人治理结构、财务约束和信息披露都是监管立法的核心内容，进而通过建立绩效评鉴机制、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来强化运营责任，追求成本效益最大化。
从表面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面临的挑战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英国较为相似，但从本质上来讲，事业单位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中国面临的深层次困难与日本何尝有别。事业单位的改革，不能仅仅着眼于消极的消减人员和经费上，应把目标定位在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上。而要最终实现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切入点必须是全面强化问责机制，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财务审计制度来实现成本的效益最大化，推行信息公开来制约不当行为，才能保证改革最终取得成功。
【作者简介】
李清池，单位为国家行政学院。
【注释】由于缺乏明确的定义，相关法律文件大多采用列举方式来确定政府性公司的数目。然而，由于口径和标准的不一，政府性公司的数目经常出现不同的情况。例如，同样是美国审计署的研究报告，根据不同的标准就有不一样的数字，1988年列举了44家，而1995年则只有22家。
Michael ALebron vsNational Railroad Passenger Corporation;513US37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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