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格局之存在基础
上述法史学新格局的出现有其深厚的存在基础，因为它不仅与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学者们主体意识、现代意识和现实意识的增强有关，而且在根本上取决于法史学研究对象自身的丰富性。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人们在习惯上也总是将史学的最高宗旨界定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其实，这些说法本身还需做进一步的深究和推敲。且不说现代哲学解释学对传统史学观念的根本性动摇，单就对象自身的逻辑而言，“历史”呈现于史学家的视野中，原本就是三个不同的“世界”：一是现象世界，即历史“是什么”；二是根源世界，即历史“为什么是什么”；三是意义世界，即历史能为我们的现在和将来提供什么，或者说，“过去”与“现在”和“将来”的统一体中意味着什么。很显然，这三个世界于学术研究的要求各有不同：现象的世界需要描述，根源的世界需要追究，意义的世界需要探求。但从现代史学的发展路向来看，后二者之间往往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和相通性。有赖于此，我倾向于将史学研究划分为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注：本文所说的“解释性研究”或“解释性法史学”均是在哲学解释学的意义上使用“解释”一词，与国内一度流行的“注释法学”之“注释”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两类，并有意将此种区分引入我国的法史学。
从这样的区分来看，本世纪以来中国法史学的主流无疑是描述性的，它的目的在于真实地揭示出既往的历史究竟“是什么”，其主要工作方式便是对史籍的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学者们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尽可能详尽、逼真地展现出古代法制之状况，以及当时人们对于法律的种种认识。与之不同，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上述学术趋向则是解释性的，它既以描述性的法史学为基础，又是对前者的超越；尽管作为解释性的法史学，它还发育得不够完全、不够充分，但其与传统法史学分庭抗礼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三、两种法史学之差别
诚然，这两种法史学的界限远不是绝对的，因为严格说来，一切历史学都要描述，也都在解释（近十年“法律文化”热的影响尤其强化了描述性法史学的解释性）；这里的区分完全基于各自的主要倾向，而立足于事物的本质或主流原是一切界定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由这一立场出发，我们不仅要承认“描述性法史学”与“解释性法史学”之差别，而且得承认其中的差别是绝对存在的。甚至，若以中国传统的眼光来看，庞德的《法律史解释》简直算不上是法史学著作，因为，这里的法律史研究已不再如中国传统法史学那般单纯，它更多地与哲学、文化及其他社会史研究纠缠在一起，乍看之下，有时的确会变得不像是法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