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龙认为，”在上者以身作则，在下者因化成俗，则宪政的实现，是中华民族很有把握的事情。“ 但由于尊重宪法的”重法“风气和合乎宪法精神的习惯之培养，这非一朝一夕之功，有赖于多数人的长期努力，所以我们拥护宪政运动的人一定要”有长期的准备及多方的改革“、”从根本处着眼“、”多做一点准备工作，先奠定宪政精神基础！“[13]
二、张佛泉、胡适、萧公权等人关于”宪政随时可以开始“的学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佛泉（1907-1994）认为，自清末以来中国不能行宪政的重要原因是，国人对宪政有一种误解：”他们将宪政看得太死板。他们所理想的宪政是硬化了的空洞理想。他们将这理想悬得高不可及，悬在我们生活之外。我们要想行宪政，我们须用几十年的功夫去准备，伸长了手去摸它。“梁启超主张的”开明专制“和”新民教育“、孙中山的”训政之说“以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都属于此类，他们的”宪政概念一样是高悬在外，是死板的“。张佛泉认为，这样的宪政观念根本是错了，宪政”它应是个活的生活过程，决不是个死的概念。“”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起始。有了一点宪政力量，便容它发挥出来；再有多的，再容它发挥出来。“他主张，”宪政要从少数有政治能力的人做起。“[14]
现代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1891-1962）同样认为，”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只不过是一种过程“，”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开始时不妨从小规模做起……从幼稚园做起，逐渐升学上去。“[15] 他指出，宪政是”可以学得到的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唯一的学习方法就是实地参加这种生活，”宪政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行宪政“，这就如同学游泳必须下水，打网球必须上场一样。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下学而上达的程序是不能免的。“胡适主张，宪政”先从有限制的选举权下手，从受过小学教育一年以上的公民下手，跟着教育的普及，逐渐做到政权的普及“，同时”现在需要的宪法是一种易知易行而且字字句句都就实行的宪法。“[16]
现代著名政治学家、曾任燕京和清华等大学教授的萧公权（1897-1981）基本上赞同张佛泉、胡适的观点，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高远玄虚的理想“，宪政随时可以开始，”除实行宪政外，别无其他训练宪政能力的方法“，认为梁漱溟等先生的错误”只在不知道于实行宪政中求宪政之进步“，同时他主张：（一）”宪政随时可以开始，但比较完善宪政的实现需要经过相当时日的推广与进步“；（二）”由低度宪政到高度宪政实行的过程，在实质上包含一个学习的（也可以说教育的）过程，而且学习的过程和实行的过程融为一片，不容分割为先后的段落“，不能把”预备宪政“和”实行宪政“打成两橛；（三）”宪政是过程也是目标，而目标即是过程的一部分“，由幼稚园的宪政”逐渐升学上去“是过程，大学的宪政是目标，”从少数有政治能力的人做起“是过程，养成多数人的”民治气质“以达到”全民“”普选“是目标，而”要实现较圆满的宪政，只有从较幼稚的宪政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