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预备立宪到民国约法，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宪政、民主、科学和人权诸项，均已成为一般知识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不言而喻的公理和宗教，被认为系中国所应掌握并可解决“中国问题”的神圣法宝。[5] 梁漱溟等人却主张“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宪政是最后的成果，不要急于制宪，而应先培养新生活习惯等。
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的梁漱溟（1893-1988）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宪政是一个国家内，统治被统治两方面，在他们相互要约共同了解下，确定了国事如何处理，国权如何运行，而大众就信守奉行的那种政治。”他指出，“宪政并不建筑在宪法上面。宪法不过是事情确定之一种形式”，宪政建筑在“势”和“理”上，建筑在“外力”和“内力”两种力量上。（一）所谓“势”或“外力”，就是“谁亦不敢欺侮谁”。他说：“宪之所以由立，盖有其不得不立者也。质言之，正为彼此都有力量而不可抹杀之故。既经要约而生了解，随后亦就只有循守遵行下去。”“宪政是建筑在国内各阶级间那种抗衡形势之上。”（二）所谓“理”或“内力”，就是精神力量。他讲：“自由平等，民主，并非全由外铄，而是人心所本有之要求。人类社会不徒有‘势’，亦还有‘理’。例如：对于某些道理的信念，正义感，容人的雅量，自尊心，责任心，顾全大局的善意，守信义的习惯，等等亦是宪政所由建立，及其所由运行之必要条件。我所谓内力，或自力或精神力量，即指此。假若没有这一面，宪政亦岂可能！”
梁漱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之所以没有产生宪政，中国近数十年宪政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国既没有各种相互抗衡的“外力”，又没有精神力量即“内力”。他说：“宪政之出现西洋，实由西洋社会充满了各种力量，此为中国数千年不产生宪政对照来看，尤为显然。——我意盖指中国缺乏阶级。又若论英国宪政成绩之好，则不能不归功于其精神力量。——此又可与中国近数十年宪政运动之失败，相对照。”[6]
梁漱溟还认为，“一种政治制度不寄于宪法条文上，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西方政制在我国并没有其相当的政治习惯，全然为无根之物。”而且，“西洋这种制度所由产生，全在其向前争求不肯让步之精神。所争求者，一是个人种种自由权，二是预闻公事的公民权（或参政权）。这些问题一经确定下来，便步入宪政，而且宪政所赖以维持而运用者，还靠此精神。”“这种精神，实在是宪政的灵魂。但中国自1911年革命后，徒袭有西洋制度之外形，而大多数人民的根本精神却不能与之相应。”[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