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专著之外，民国时期先后出现了约四百余种外国法学译著，[6] 从数量上看，民国时期法学界对于法学移译的重视稳中有升。其中有代表性的译著有，美国芮恩施著的《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罗家伦译），日本美浓部达吉著的《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宪法学原理》（欧宗佑、何作霖译）、《议会制度论》（邹敬芳译），美国豪古德著的《现代宪法新论》（龙大均译），日本森口繁治著的《选举制度论》（刘光华译），英国布勒德著的《英国宪政史谭》（陈世第译），美国温泽尔著的《美法英德四国宪政比较》（杨锦森、张莘农译），英国黑德兰莫黎著的《欧洲新民主宪法的比较》（黄公觉译），等等。从原著和原作者的挑选来看，这个时期在翻译对象的鉴别能力上，有所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比较宪法学方法运用水平的提高。
比较宪法学方法的运用并不仅限于这些比较宪法专论与译著中，对当时宪法进行解释的前述著述，均不同程度地对西方国家的相关宪法制度进行了比较。
这些系统运用比较方法形成的比较宪法学专著中，影响最大的是钱端升、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它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期“对西方宪政理论进行了最全面客观介绍的著作”。[7] 该书在比较宪法学方法的运用中，进行了诸多有意义的尝试：作者打破了以国别为标准的比较方法，而采取了以“现代宪法上规定的问题为标准，在各个问题之下，介绍各种不同的规定和不同的意见”；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作者把比较宪法学内容分为绪论、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公民团体、国家机关及其职权、宪法修改、中国现行史略与现行政制六篇，在比较宪法学理论中合理地处理了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对个人的基本权利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与介绍，表明作者的基本权利理念。[8]
在民国时期，比较宪法学成果最辉煌的时代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这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非常开放的时期，学术环境相对宽松，在欧美及日本宪法学思想的熏陶下所进行的积累已经形成一定基础。前面列举的比较宪法学的诸多代表性作品中，绝大部分集中出现于这两个年代，此时的比较宪法学研究可谓“盛极一时”[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