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激励机制实施的范围，我们认为不宜过宽，应以肩负经营管理职责、对农业合作社经营绩效的提高具有重大影响的经营者为限。这不仅因为农业合作社在性质上属于非营利企业，营利能力有限；而且，如果激励范围过宽，将不免“蚕食”社员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农业合作社“民享”的性质。若从比较立法例考察，德国合作社法即明确将监事排除在激励机制实施的范围之外（德国合作社法第36条第2款）。
【作者简介】
雷兴虎，单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观来，单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注释】参见杜吟棠主编：《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我国现行立法中相应的概念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不无“中国特色”，但既然国际上通用“agricultural cooperative”（即“农业合作社”）这一概念，还是以使用“农业合作社”为妥，以“与国际接轨”；更何况，“农民”二字又难以界定。鉴此，本文使用“农业合作社”这一概念。特此说明。
参见陈锡文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See Lon R. Vinion ed. , Ohio Agricultural Law Handbook, Mcfarland＆Company ,Inc. , Publishers, 1986, PP.118-119.
参见陈辉：《如何更好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载《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9日，第7版。
参见黄祖辉：《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载《农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李长健、冯果：《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若干问题研究》（下），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5期。
See Janet Dine, Company Law，法律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4th edition, P. 155.
此处所采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译文，其英文原文为：A cooperative is an autonomous association of persons unit-ed voluntanly to meet their common economic , soci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through a jointly-owned and democratically－controlled enterprise．国内不少人将“jointly-owned”译为“共同所有”，将“democratically-controlled”译为“民主管理”，与原文对照，即知该译文不尽符合“信”的要求。
前注，杜吟棠书，第23页。
参见马彦丽、孟彩英：《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载《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5期。
参见李玉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与制度建设研讨会”综述》，载《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2期。
参见马跃进、孙晓红：《中国合作社立法—向着本来意义的合作社回归》，载《法学家》2008年第6期。
参见唐华仓：《农民专业合作社运作中的经验与问题—第四届农业政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河南会议）综述》，载《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1期。
如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6条第2款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设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可以”二字即表明，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专门监督机关属于任意机关。
细究之，我们会发现，美英等国虽不设监事会，但由于其董事会的构成特别，其中的独立董事实际上起到了监事会的作用；更何况，美英等国有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外部市场力量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经营者起到了约束作用。
参见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参见席酉民、赵增耀主编：《公司治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以下。
参见前注，席酉民、赵增耀书，第156页。
参见刘俊勇编著：《公司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周惠中：《经济激励和经济改革》，载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2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1页。
参见前注，席酉民、赵增耀书，第156页以下。
参见乌家培等编著：《信息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65页。
参见卢现祥、朱巧玲主编：《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
目前我国即有不少人认为，我们所极度缺乏的不是资本，而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参见张茉楠：《警惕经济泡沫化和实业空心化》，载《南方周末》2010年12月9日，第32版。
参见尹伯成主编：《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版，第55页。
参见前注，卢现祥、朱巧玲书，第300页。
参见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参见江若玫、靳云汇：《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应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参见夏冬泓、杨杰：《合作社收益及其归属新探》，载《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4期。
See Stephen P. Robbins etc. , Management，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8th edition, P. 416.
参见高明华等著：《公司治理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参见李维安主编：《公司治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前注，周惠中文。
参见田国强：《激励、信息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载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1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2页。
参见前注，卢现祥、朱巧玲书，第268页。
参见雷兴虎、刘水林：《农业合作社的法律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
参见高程德主编：《现代公司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34页。
转引自周三多主编：《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以下。
参见邓晓辉、李好好：《董事与高级职员的责任保险制度述评》，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年第8期。
参见前注，高程德书，第230页。
其实，在美国的公司实践中，经营者激励机制的实施往往由股东会决定。参见冯震宇：《公司证券重要争议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