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亲属相犯的刑事问题，应当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司法传统入手。中国传统的法律是儒家化的法律，讲究贵贱、长幼、尊卑、亲疏有别，强调“名位不同，礼亦异数”{1}。但正是这种有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在旧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把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很好的统一起来，其所遵从的伦理价值至今是中国社会道德价值的取向。今天所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样不是一种机械的绝对平等；相反，特殊问题的特殊处理是实现平等的唯一途径，也是追求自身道德价值的方式所在。对于亲属相犯的量刑规范，应该在一般量刑规范上体现其特殊性，把握这种特殊性，必须从中国历史传统中去寻找答案，这样才能符合国情与民情。
传统司法所遵循的亲属伦理原则，以“准五服以制罪”最为典型。此制在西晋进入律典。唐律“一准乎礼”，发展完备。明时更是将五服图载于律首，成为统帅《大明律》的基本伦理原则之一，直至《大清新刑律》未能摒弃。[6]“五服”，又称丧服，乃规定亲属范围，指示亲等（即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制度。[7]“准五服以制罪”的内容是：侵犯人身权利（主要是生命权与健康权）的犯罪，卑幼犯尊长，服制（亲等）越近则处罚越重，服制越远则处罚越轻；而尊长犯卑幼的案件，服制越远处罚越重，服制越近处罚越轻；对于强奸类犯罪，则不论尊卑长幼、亲疏远近一律服制越近处罚越重；而对于侵犯财产的案件，则一律服制越近处罚越轻。同时，唐明清等各朝“准五服以制罪”的司法制度在处理亲属相犯时，往往是与“凡人犯”比较后的定量增减，[8]如唐律规定：“尊长谋杀卑幼者，各依故杀罪减两等”，{2}此处的“减两等”即是定量减刑所在。
（三）亲属伦理原则对当今司法的借鉴
以“五服制罪”为中心的伦理原则，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可资借鉴之处。下面作者将遵照此原则的分类标准，从侵犯人身权利类犯罪、强奸类犯罪、侵犯财产类犯罪、以及现行刑法的个别特殊罪名四方面进行分析。[9]
1．侵犯人身权利类犯罪。主要包括故意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过失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交通肇事罪。[10]
（1）故意犯罪
①卑幼犯尊长。一般来说，撇开其他犯罪情节，卑幼犯尊长比常态的犯罪（凡人犯）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其侵害的是两重客体：人的生命权或健康权与传统的孝顺尊老的伦理道德规范。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是从重处罚的情节之一。同时，因为亲等的亲疏远近不同，其对孝道伦理的践踏程度亦不同，亲等越近的卑幼犯尊长，量刑越重；亲等越远的卑幼犯尊长，量刑越轻，但应重于凡人犯。
②尊长犯卑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尊长犯卑幼，轻判甚至免罚乃是天伦大义，但亦不可一概而论，而要区别情形。在中国古代，尊长犯卑幼的案件处理，卑幼的过错极为重要。卑幼之过错在于“违犯教令”，所谓“教令”，乃指“可从而违的正命”，通俗地来说，就是家中父亲为子女、家庭着想且合乎时宜的训话、命令。若子孙并未违犯教令而杀之，以故杀论，此时处罚虽远轻于凡人犯之“故杀”，[11]但却明显重于尊长对子孙违犯教令之杀伤罪（加一等）。{3}这就使尊长杀伤卑幼的两种情况很好地区分开来：尊长无因杀伤卑幼，明显区别于尊长对子孙违犯教令之杀伤，加重量刑；若是卑幼有违犯教令，乃至有违犯道德大义之过错，尊长灭亲行为会被减轻或免除处罚。当代社会，对“尊长犯卑幼”的量刑，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传统司法之经验，以“义”为区分标准：对于无辜伤杀卑幼，依常态犯罪量刑处罚；“大义灭亲”，则从轻或减轻处罚。[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