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强化监督，抑制减刑假释不端行为。监督是阻却腐败的屏障，减刑、假释的种种不端行为，皆因监督缺失引起，强化监督需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明确监督主体。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监所检察科是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专司监督的部门，依法对刑罚执行进行法律监督，减刑、假释是其重要的监督内容；二是合理配置检察资源。检察机关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改革工作机制，完善刑罚执行监督；三是健全法律法规。刑罚执行监督失之软弱，根源还在于立法缺失，只有健全法制，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四是疏通监督渠道。如：将减刑、假释结果告知原审人民法院、被害人；在服刑场所推广“减刑假释公示制度”（资格公示、呈报公示、推荐公示、裁定公示），维护当事人的诉权等等；五是推行“阳光司法”。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保障减刑、假释审判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接受社会及媒体监督。
【作者简介】
徐玲利，单位为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检察院。
【注释】刑罚执行机关包括监狱、拘役所、看守所等，本文论述以监狱为代表。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246页。程序正义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程序的参与性、裁判者的中立性、程序的对等性、程序的合理性、程序的及时性、程序的终结性。
参见《
刑法》第
七十九条、第
八十二条，《
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二十一条，《
监狱法》第
三十条。
2003年1月7日司法部制定的《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第十六条规定：“监狱在向人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的同时，应当将提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面通报派出人民检察院或派驻检察室。”
关于减刑、假释的标准虽法有明文，但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实践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监狱系统为行刑管理的需要，自行制定的实施细则、考核办法等。
参见黎军：《对长沙中院设立减刑假释审核独立机构的思考》，中国法院网，2011年4月8日访问。
2005年3月，中央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外就医工作的通知》要求检察机关强化监所检察工作，“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从程序上确保保外就医工作的全过程置于法律监督之下”。该通知体现了对同步监督的支持，也被用于减刑、假释工作。
参见张智辉：《法律监督三辨析》，《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参见广东省法院、省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四家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广东细则》）第十八条。
参见上海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三家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施细则（修订）》第五条。
如：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的减刑条件，
刑法第
五十条规定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而《广东细则》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满后没有故意犯罪”。又如：累犯能否假释，
刑法第
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累犯不得假释。”；而《广东细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累犯一般不适用假释。悔改表现突出，符合假释条件的，应从严掌握。”等等。
参见吴建平、牛正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对胡耀光等人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之透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11月第7卷第4期。
参见《
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二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
《解释》）第
三百六十四条。
参见《广东细则》第六十五条，山东省法院、省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四家联合制定的《办理减刑和假释案件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
对于错误的减刑、假释裁定，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抗诉权，《
刑事诉讼法》、《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最高检
《规则》）、最高法院
《解释》没有规定。仅有《
监狱法》第
三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监狱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
四条作出了规定。
参见于同志、陈伶俐：《论减刑程序的正当化》，《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3期。
参见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第2000年第5期。“司法审查机制的存在，是防止其他国家权力出现滥用和专横的特殊保障，也是法治秩序赖以维系的关键制度设计之一。”
刑法及司法解释对减刑、假释虽有规定，但远不及省级细则“好用”，实务中这些细则将效力更高的上位法架空，起着实质的决定性作用。
参见《
宪法》第
三十七条、《
立法法》第
八条第（五）项。
参见管胜益：《深化司法改革，保障刑罚执行监督权的实现——对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战的一点建议和设想》，《犯罪研究》2005年第5期；张兆松：《重构刑罚执行监督机制设想》，《检察日报》2006年11月3日第3版。
参见熊志坚：《完善刑罚执行监督的六点建议》，《检察日报》2007年3月2日第3版。
参见陈永生：《中国减刑、假释程序之检讨》，《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宋世杰、彭海青：《试论“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3期。
根据《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五条第（五）项的规定，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派员出庭。
如原案件没有具体的被害人，则为公益律师。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
四十三条。
笔者曾旁听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巡回法庭对东莞监狱减刑案的审理，程序如下：（1）庭审开始。法官主持审理，监狱警官当庭宣读减刑意见并提出相关证据，审判长对罪犯发问，检察员发表意见；（2）法庭调查。审判长、检察员、监狱警官分别对证人（与拟减刑罪犯一同服刑人员）发问；审判长对监狱警官、罪犯、检察员发问、质证；（3）法庭辩论。监狱警官、检察员分别发表辩论意见、辩论；（4）罪犯陈述；（5）检察员发表监督意见；（6）审判长总结，休庭。应当说，这样的庭审诉讼依然存在裁决结构畸形、监狱自证真实、参与性残缺、公开性缺乏等问题。但这是东莞中院的积极尝试，是减刑、假释程序迈向诉讼·化的标志，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参见祁云顺：《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
为查明事实及证据，监狱代表应当出庭作证，这既是查明事实的需要，也是执行机关接受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