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减刑、假释运行程序诉讼化回归之提倡
1.权属定位，诉讼化回归的法理基础。中国人讲究循名责实，以促进识物和成事。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减刑、假释程序，首先要明确减刑、假释权力的性质。如何定位，不应当纠结于对概念的僵化理解和运作特点的片面整理，应当从减刑、假释的内涵、权力运行规律以及关涉的权利救济中去探知其本质属性。笔者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1）减刑、假释改变了原生效判决。法院是宪法规定的审判机关，它是能对刑事犯罪作出审判的唯一主体，其它任何部门不得改变法院的审判结果。刑事审判结果无外乎定罪与刑罚，以自由刑为例，它包括刑期与刑种。减刑、假释都会缩短关押期限，减刑甚至可能改变刑种。因此，减刑、假释是刑罚实质内容的变更，绝非仅仅是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它只能由法院进行裁定；（2）减刑、假释涉及事实认定、证据采纳与法律适用。减刑、假释要考察罪犯的狱内表现、立功与否、罚金是否缴纳、附带民事赔偿是否履行、人身危险性等等。减刑、假释的起始时间、减刑幅度、两次减刑时间间隔等均由法律规定，就连减刑、假释程序也法有明文，这些无不体现其司法裁判权的属性；（3）减刑、假释涉及罪犯、被害人的切身利益。对于罪犯来讲，减刑、假释关系到他们人身自由权的处置，本质上与原判量刑并无二致；对于被害人来讲，对罪犯的减刑、假释将直接决定他们的报复情感能否获得满足及程度，[16]影响着他们对刑罚正义性的信心。综上，减刑、假释关涉罪犯的人身自由等重大权利的予夺，有引入司法审查机制的必要；[17]从减刑、假释权力运行的规律看，体现了司法裁判权介入的正当性；罪犯相对于监狱而言处于绝对弱势，自身维权能力很低，设定司法救济成为必须。减刑、假释权当且应当定位为司法裁判权。
2.立法完善，诉讼化回归的制度依据。首先，诉讼要以统一的法制为前提，各地制定的减刑、假释实施细则内容繁杂甚至与上位法冲突。同时，对人身自由权的处置适用省级部门制定的细则，[18]不仅有损法制统一，更有违宪之嫌。[19]因此，应当废止政出多门、标准混乱的省级实施细则，在现行立法框架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牵头，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制定《关于减刑、假释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就减刑、假释的实体及程序作出细化、可操作的规定；其次，诉讼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应通过立法对减刑、假释诉讼程序进行规定；其三，引入诉讼的目的在于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时机成熟时还应当修改现行刑诉法或另行制定结构完整、内容详尽的《刑罚执行法》。[20]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刑罚执行全程同步监督权，从刑事审判、执行监管、变更执行到执行终止，实行全过程监督；从权力配置上保证检察权的完整性，赋予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中的知情权、调查权、审查权、建议权；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程序控制权、提起权、抗诉权，[21]以确保诉讼化回归拥有充分的制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