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标准混乱、违法操作是导致司法不公的罪魁。刑法规定了减刑、假释的实体条件，因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各地纷纷出台了实施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不足，同时也带来以下问题：一是制定主体五花八门，标准掌握宽严不一。省、直辖市制定减刑、假释实施细则的主体，有省法院、省监狱管理局单独制定，也有省公、检、法、司多家联合制定。各地标准掌握宽严不一，如：同样是有期徒刑减刑，甲地适用的标准是悔改表现、立功，[9]乙地则还须另行具备记功、被评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等；[10]二是某些法定减刑条件在细化中走样变形，甚至出现矛盾与冲突。[11]此外，狱内表现裁量空间过大，是否“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人的主观心理活动，认定中主观性、随意性极大；三是适用混乱，违法操作。如：以钱抵刑、违法呈报、违法裁定等。[12]政出多门、标准不一、适用混乱系导致减刑、假释司法不公、腐败滋生漫延的罪魁。
4.诉讼机制缺位，公正与准确的保障性优势难以施展。法律没有规定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13]相关诉讼机制缺位。一是诉讼基本的“三角”结构没有形成，取而代之的是监狱报核、法院裁定的“线形”结构；二是减刑、假释的诉讼程序尚未建立，实践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书面审理，它被广泛应用，但时常遭受“暗箱操作”的指责，公正性饱受质疑；另一种是听证审理，[14]同样面临许多问题：（1）监狱面临自证真实的尴尬。监狱既是行刑者，又是减刑、假释的建议者，还是听证的主要陈述者，监狱在充任多重角色的同时，必然导致自身证明自身观点真实的尴尬；（2）兼听、质询受限。因被害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被排除在听证之外，不能展开辩论与质询，法官无法辩证求实、集思广益、兼听则明；（3）公开化之路举步维艰。目前听证大多只能在监狱举行，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开。长期以来，我国减刑、假释案件行政化审核模式占据主导地位，而诉讼机制缺位，导致其保障公正与准确的优势无法施展。
5.监督手段软弱，对权力制衡乏力。减刑、假释的弊端与监督失之于软，对权力制约乏力有关。（1）检察机关监督存在时机滞后的缺点。法律未规定减刑、假释裁决生效时限以及文书送达检察机关的时限，这意味着裁决一经作出即可生效，罪犯收到裁定即可离监。即使检察院发现裁定中确有错误，建议法院对裁定予以撤销，也可能因犯人离监劳而无功；（2）监督手段有限。对于错误的减刑、假释裁定，检察机关能否启动抗诉，刑诉法没有规定。[15]在纠正违法意见书这一法定监督方式效果不尽理想的情况下，实践中对减刑、假释的纠错更多依赖行政色彩较浓的专项检查；（3）罪犯、被害人缺少必要的救济途径。如果罪犯在减刑、假释中遭受裁定不公，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即使罪犯提出异议，也不足以启动司法程序，监督效果无法保证；（4）原审法院、被害人对减刑、假释是否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对裁定不服的该如何寻求救济，法律均未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