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回归
——论减刑假释诉讼程序之重构
徐玲利
【关键词】减刑；假释；诉讼程序
【全文】
刑罚执行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关口，减刑、假释是刑罚变更的常见形态。由于立法不足、机制缺位、监督软弱等原因，减刑、假释程序错位运行导致种种弊端，使先前刑事诉讼取得的司法成果功亏一篑，严重侵蚀着司法正义，阻却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剖析积弊成因并寻求解决之道，对于探究监所检察在刑罚执行监督方面的出路，捍卫司法正义，提升司法权威与公信力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一、减刑、假释程序运行中现实弊端之检讨
1.权力运行错位，行政权侵夺司法权。减刑、假释从程序启动到实体条件的把握，监狱都起着决定性作用。[1]首先，从制定减刑、假释计划到讨论研究，从制作减刑、假释材料到呈报给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每一个环节都由监狱包办；其次，在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问题上，监狱凭借特殊的管理优势，成为享有绝对话语权的唯一主体；其三，法院对减刑、假释的裁判多为书面审理，并不接触罪犯，司法裁定沦落为形式意义上的“走程序”，实质审查被虚置。尽管法律规定减刑、假释权由法院行使，由于权力错位运行，造成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侵夺。
2.公允缺失存在，阻却刑罚目的实现。监狱系统对于减刑、假释具体标准的创制与执行拥有巨大空间，它通过制定一系列计分考核、奖惩制度来考量罪犯是否“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表现”，加之法律没有赋予罪犯申请复议、复核等保障性权利，罪犯对监狱的评判唯有接受。否则，可能被定为“不服管教，对抗改造”。一方面是监狱对减刑、假释的垄断，另一方面是救济措施空白，公允缺失在所难免。不当减而减，会导致罪犯不能罚当其罪，刑罚正义荡然无存；当减而不减，罪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这不仅损毁了先前刑事诉讼的司法成果，还使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效果大打折扣。
3.程序运行失范，遭遇非正当化诟病。减刑、假释属于司法裁判权，它具有被动性、公开性、透明性、参与性等特征，它的运行应当符合程序正义。[2]根据法律规定，减刑、假释由监狱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3]这种运行模式违反了司法权特征与程序正义原则：监狱没有控诉权，它提出的建议书并不具有启动审判的效力。因此，法院启动减刑、假释程序成为无控诉审判，违反了司法的被动性原则；法院采取书面的、间接的、秘密的不开庭审理方式，背离了公开性、透明性、参与性等多项司法权特征，也违背了程序正义的最低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