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律人格之初步具化：通过“权利能力”
至19世纪末，由于自由资本主义繁荣，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社会团体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作用凸现，地位擢升。法学家们不得不对社会团体给予关注，并主张给予其与自然人同等的法律资格。此外在19世纪末，随着自然法思潮没落，法律实证主义兴起，《德国民法典》创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实证法上的依据，即权利能力。这样人格概念的功能就为权利能力所取代。对于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而言，不存在人格的概念，而只存在权利能力的概念{11}。
纵观近代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例，无一例外地都对“人格”和“权利能力”不加区分地使用，认为二者均是私法上关于民事主体的特有概念，是对人的平等地位的抽象表述，属于同一范畴。确切地说，人格是从“平等独立的人”出发，赋予民事主体法律地位，“民事权利能力”则是对抽象人格的具体功能和实际地位的阐述，两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12}。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将人格与权利能力区别对待。例如有学者认为：关于权利能力的本质，德国众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基尔克认为权利能力为人格权（一种权利），霍尔德认为权利能力为享有权利之资格，拉伦兹和梅迪库斯坚持权利能力是指成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能力{13}。很显然，在德国民法理论上，权利能力始终没有被直接解释为人格的同义语。而德国民法之所以创设权利能力制度，只能从德国民法独特的形式思维方式去理解。无论是德国民法典以及受其影响而制订的其他民法典，还是受潘德克吞法学影响而建立的民法理论及立法体系，都是以法律关系这一概念为基础编排的。在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是其核心，而民法在确认权利义务亦即“生产”法律关系时，便合乎逻辑地要确认权利义务承受人的资格，即权利能力。在此意义上，权利能力担负着完成法律关系形式结构的任务，并不当然具有表彰或者替代“人格”的功能。进而也可以得出结论：人格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和更为丰富的内涵，其描述的是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不限于私法），一般意义的权利主体资格（不限于私权）。然而，由罗马上的人格的公法性推出现代法上人格的平等的宪法地位，似乎也是欠妥的，因为在罗马上，“人格”本质上是统治阶级调整社会资源的工具，具有阶级性。尽管罗马法的人格的确具有公法性，但公法性质的人格与今天的自然人的平等地位已是大相径庭，倒是与对法人行为能力的限制理论有所相契。在法律发展史上，罗马法人格的公法性因素随着社会发展、人权保护的要求被摈弃，而自由商品经济的兴起又迫切需要确立平等的交易主体，因此人格事实上必须经历一个向私法上平等的法律资格靠拢的过程。正如有学者言：“这样一种概念不符合近代国家中诸法分立的现实，公的身份要么因为废除奴隶制被取消，要么被纳入宪法或国籍法，因此，人格的私法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于是，权利能力概念便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出现了。”{3}72
权利能力试图摆脱人格中的伦理色彩，使法律人与生物人的伦理性相脱离。这一技术化的过程实现了法律的科学化和精确化，并使之摆脱了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缠绕。基于生物意义的人与团体的人的不同特性，民法确立了生物意义的人作为法律意义的“自然人”人格，也赋予社会团体以“法人”人格，二者均是由法律适时构造的法律人格的概念，也支撑了生物意义的人能够享有权利能力的逻辑归论。正如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所言：“自然人如同法人，都是法律上的构造。传统法学将自然人界定为生物意义的人，忽略了法律规则在构造人格中的作用。”{14}至此，法律人格得以普遍确立，并同等适用于自然人和法人。从人格的演变历史中，即人格从自然法学者注重人的伦理性的意思能力、自然属性，到承认所有自然人人格的普遍化，我们发现人格的这一演变是工具化的过程，是为了维护人的利益所做的一种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