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犯罪的形成原因是极为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管理失范、监督乏力、法网疏漏等问题，是腐败犯罪滋生和泛滥的重要原因。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单靠杀一儆百、重刑严惩来对付腐败犯罪是不会奏效的，只有采取多管齐下的综合性控制策略，把道德自律、制度约束和司法惩治有效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遏制腐败犯罪的目的。因此，在反腐败问题上，不能对死刑的威慑作用期望值过高，在司法惩治方面，更重要的是严密法网，提高腐败分子被惩处的概率，让其无处可逃。故从长远计，我国有必要逐步缩减乃至最终彻底废除对于腐败犯罪的死刑适用，这样并不会削弱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反而有助于促进国际反腐合作和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工作，从而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
3．增列腐败犯罪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国际反洗钱立法的趋势是对一切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定罪，即不限定上游犯罪的范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将各类腐败犯罪列为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根据该公约第23条的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寻求将洗钱罪适用于范围最为广泛的上游犯罪，至少应当将根据本公约确立的各类的犯罪列为上游犯罪。而该公约确立的腐败犯罪种类十分广泛，包括贿赂本国公职人员、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影响力交易、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产等。
参见赵秉志、王志祥、郭理蓉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暨相关重要文献资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4页。
我国现行刑法第191条设立了洗钱罪，但该法条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界定过窄，仅包括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4种，而没有把贪污受贿和侵占、挪用公款等腐败犯罪包括在内。在我国当前腐败公职人员的洗钱行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现行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显然存在缺陷，既不符合反洗钱的国际立法趋势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也不利于从严惩治腐败犯罪行为。因此，我国应及时修订刑法，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扩大，至少将腐败犯罪纳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