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方法的法律解释学：立法者意图的追寻与司法者历史性的消解
法律解释学属于认识论范畴，为了实现解释的目标，又需要寻求方法，它又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方法论意义上的传统法律解释学肇始于德国历史法学派的鼻祖萨维尼，萨维尼区分了完善的和有缺陷的两种不同的法律解释的格局，完善的法律解释存在着语法要素、逻辑要素、历史要素和系统要素等四个要素。“在语法解释中，解释者应重构由立法者使用的语言规则；在解释的逻辑要素中，应重构法律的思维（概念）；在解释的历史要素中，应由解释者介绍，法律规则如何介入预设的法律状态中；在解释系统要素中，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的内在关联当发挥作用。”{6}萨维尼四要素的诠释学说成为后世发展解释方法的理论平台，但是他在法律的整体观念上仍然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将法律的运用作为“概念的计算”，并因而成为概念法学的“始作俑者”。经过后人的发展，作为方法论的法律解释学，逐渐形成了两大法律解释流派：一是探究历史上立法者的心理意愿为目标的主观论，主要以法条字义、上下文意思作为解释标准；二是以解析法律中包含的意义为目标的客观论，主要以立法资料、立法目的以及合宪性等作为解释标准。这两大流派的形成体现了对萨维尼诠释理论的传承，前者侧重于解释的语法要素和历史要素，而后者侧重于解释的逻辑要素和系统要素。从“作者中心”的角度审视两派观点的分歧，两种解释流派的确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差别，前者是一种施莱依马赫式的心理解释和语法解释，通过司法者向立法者的心境转换，追寻立法者的历史意图；而后者则是通过对立法文本的考察试图恢复立法者的立法情境。可见，这两大解释流派的差异仍然是解释方法的差异，而在解释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都在于恢复立法者的原意，而忽略法律在当下的目的考察。所以，站在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审视，两大解释流派都属于解释目标上的客观论。
对立法者意图的追寻体现了传统解释学对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首先，传统解释学仍然是科学的附庸，狄尔泰将解释学作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而不是“诠释”的方法论，在认知图式上，传统解释学仍然建基于主客二分的二元图式，这体现了将作品意义固定化和唯一化的客观主义的诠释态度；其次，在对待认识的“前理解”的问题上，认为先见的存在是认识的障碍，法律方法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消除认识的先见，避免认识的误解。法律解释学要求司法者通过法律方法的运用达到价值无涉，客观中立地做出法律判决，然而，“传统方法论的解释学的致命弱点是将一切先见、前理解看作是正确理解的障碍，要求判断者心地无私，这既是误解又是苛求。”{7}再次，在法律思维的模式上，法律解释的过程是规范和事实的逻辑涵摄过程，“其要求尽可能选择一项法律规范作为演绎模式中的第一项前提，该规范之详尽意义则借解释以得之。于此，应优先以法律的内容及立法者的目标为准则。”{8}逻辑涵摄的法律思维过程即为司法三段论的运用过程，在司法三段论中大小前提的确定是法律解释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事实适用于规范的演绎过程，法官对于法律用语不能附加任何意义；最后，法律解释的过程是法律规范普遍意义确定的过程，而不是针对个案的解释，传统法律解释学对规范的确定是立法规范的确立，而不是针对个案裁判规范的证成。总之，传统法律解释学主要表现为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它将法律的意义世界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上，将法律视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客观性、中立性和封闭性的自治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