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如此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责任定位原则，既赋予了公众积极参与反贪的广泛权利，强调了道德义务；也突出了特定职位、特定场合下，一个公民应当对国家反贪活动履行一定的法律义务。因而，如此奖与罚的有机结合，也能从正面与反面的结合上，更加有力地策动广大公众积极参与反贪倡廉。
第四，鼓励各种非职能团体，组织其成员参与各类反腐败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组织参与”，绝非政府直接出面领导、组织，而是在政府的倡导下，由各单位自觉自愿地出面组织其成员开展各种清腐倡廉活动。例如通过座谈会、讨论会、笔谈会申斥贪污腐败的危害；通过照片、图片、实物展览颂扬廉政的优越；通过学术报告、案例讨论等鞭瘅各种腐败弊象，等等，以争取行风、世风的根本好转。实践中，此种“组织参与”，由于其实以“单位公众”的形式出现，因而，应当说，它是诸种“公众参与”形式中，效用最高、影响最大者。因此，政府部门对此类单位、团体反腐败参与的策动，务须格外看重。
（三）
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随时参与，也可定期参与；可以单个参与也可以群体参与，大致可以归类如下：
第一，以参与人有无组织及其组织形式为分类标准，公众参与形式可以表现为：个人参与、家庭参与、群体参与、团体参与、政党参与、行业参与、社区参与和全社会参与。
第二，以参与人的居住地和国籍为分类标准，公众参与的形式又可表现为国内公众参与、港澳台同胞参与、其他海外侨胞参与和外籍公众参与。
在此，港澳台同胞、其他海外侨胞和外籍公众的参与，既可以表现为在中国境内参与，也包括境外参与。境内参与主要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营业场所的上述人士，特别是与中国合办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的人士，在与中方工作人员一起生活、工作过程中，发现中方有贪污、索贿、挪用公款行为者，可积极参与遏制、检举其恶行；境外参与则是指上述人士等在中国境外同中国官员、企业界人士等公开、私下接触过程中，特别是在外贸往来过程中，发现对方有贪污、索贿、受贿或行贿者，仍可断然检举其犯罪。
第三，以参与人与贪污罪案的关系为分类标准，可将公众参与分类为：发案知情人参与、发案人家庭参与、发案单位参与、发案行业参与和发案社区参与。这里，所谓发案知情人，既包括完全无罪也未违法的案情检举人、证人；也包括表现为共犯形式的同案知情人；还包括表现为群犯形式的串案、窝案知情人。所谓案发单位，既包括自然人犯的情况，即单位所属职工本人犯罪者；也包括法人犯罪的情况亦即犯科作案的为整个单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