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地方性立法的附则当中规定由地方政府的某一部门对该地方性法律进行解释或者制定实施细则。这种情形也很常见。
7.某些不具备地方性立法资格的地方主体，在有关文件中规定对地方性规章的解释。如1993年3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发布后，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993年3月23日在以“粤府办〔1993〕16号”文件进行转发时，顺便对省人民政府颁布的规章的解释作出了规定。1999年5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发布后，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999年5月27日在以“皖政办〔1999〕24号”文件发布的《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的文件中，比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顺便对省人民政府规章解释的权限和程序作了通知。
从以上七种情形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解释立法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法律解释立法庞杂。由于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解释立法，很多法律文件当中都规定了法律解释问题，这些法律文件有宪法、基本法律、非基本法律、法规、规章，还有称不上名称的规范性文件。第二，法律解释立法不协调。立法的庞杂性决定了它们之间难以做到协调，在内容上必然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冲突，程序上也难以统一。第三，法律解释“立法”具有违法性。在这些情形当中，只有第二、第四、第五种情形的立法是专门的“法律解释法”，但是它们当中多数主体制定这种“法”明显不具有法律依据。因为国务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本不具有立法资格，而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深圳市人民政府虽然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却无权对法律解释权这样一种属于由国家法律进行配置的权力作出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其1981年《决议》当中，把宪法赋予自己的法律解释权又转授权给其它国家机关，在法律上也讲不通。第四，法律解释立法不受限制。似乎每一个立法主体甚至不具有立法资格的主体，都可以对法律解释活动作出规定，尽管这种规定仅仅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有效。有权对这些主体的活动进行监督的机关，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这些现象听之任之，视而不见。当然，这些有权进行监督的机关本身也在对法律解释活动作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可能在它们看来，受它们监督的主体对法律解释作出规定属于那些主体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因而不能干涉。第五，法律解释立法形成割据。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法律解释的立法具有全局性外，其它任何主体进行的法律解释立法都只在自己本系统或者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有效，形成了“部门割据”和“地方割据”。
有学者从现行宪法、1981年《决议》、《人民法院组织法》、《立法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五部规范性法律文件当中，对我国法律解释权立法的现状进行了考察，认为我国法律解释权立法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第一，宪法关于法律解释权的规定过于简单，且有模棱两可、模糊不清之处。第二，法律解释权立法存在于属于多个效力层次的多部法律当中，内容过于分散；个别立法效力层次过低，与其规定内容不相适应。第三，各个法律关于法律解释权的规定之间缺乏逻辑联系，规范与规范间也存在冲突。第四，《立法法》第42条的规定是对“法律解释权”概念的误用。他们认为，我国的法律解释权立法由于存在上述四个方面的严重缺陷，整体上看起来散乱、模糊、自相矛盾、不成体系。法律解释权立法的不完善不仅导致了法律解释实践混乱的后果，而且造成了法律解释立法和法律解释实践不统一、有法不依的负面影响，严重损害了法的权威性。[1]笔者认为，对我国法律解释立法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的这种概括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从我国关于法律解释立法呈现出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解释立法的现状，用“混乱”一词来概括最为恰当。这种混乱表现为法律解释立法的主体混乱、名称混乱、权限混乱、内容混乱、程序混乱、法律效力混乱等。这种混乱局面，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可能产生过积极作用，比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考虑不到的地方，其它机关通过法律解释立法至少统一了本部门、本地区的法律解释活动，促进了本部门、本地区法律解释活动的发展和法律的完善。但是从总体上说，这种混乱局面只会导致那些非法的法律解释权“合法化”，带来我国法律解释体制全局的混乱。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法治建设的逐渐深化，这种混乱局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障碍。这一切都说明了我国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完整的法律解释法，以此消除这种混乱局面，建立我国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