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法系，不仅仅最近原因属于法律政策衡量问题，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也是政策考量范畴。因果关系对政策具有依赖性，“一种法律制度当然有权自由地选择在某一特定的法律领域把造成损害确定为责任的一个要素。传统和现代观点都认为这种选择（无论造成损害的含义可能是什么）是一个政策问题”。{6}基于“近因说”，英美传统理论普遍认为，从法律的角度看，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损害的原因，这个问题中唯一的事实要素就是假若没有这种行为，这种损害是否还会发生。这一要素被不断变化地称为“事实原因”、“实质性原因”(material cause)、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而且这也是在法律之外与因果关系的含义唯一有关联的地方。所有其他要素都属于法律政策问题，法院将从对于如何限定责任才是公正的、有利的，或者符合理性要求，或者符合法律规则的“目的”等这些问题的理解中发现这些要素。美国法学家Wex S. Malone认为，因果关系是一种理论上的概念，具有政策决定的特性，法官经常运用因果关系，以达成其欲促成的重要社会政策。就事实上因果关系的决定过程而论，事实上原因存在与否，并非仅依赖事实上的证言就可以得出结论，而须就获得的证据加以诠释。判断者就证据显示之事实加以诠释以获得意义的过程，无法规避判断者个人知识能力的影响，相反，它同判断者个人的经验与性格息息相关。在判断过程中，我们所为之判断已非“事实”判断，而具有“评价”的意蕴。在进行评价时，判断者企图达成的目的无疑将影响判断结果。因而所有事实推论均含有目的性判断，且以某一个理论作为推论的基础。{7}事实上因果关系的判定，应非政策决定之过程，而系事实因果之问题。无论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还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均带有法律决定之意蕴，“二者之差别不在种类之不同，而仅为程度之不同。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就法院而言，应属混合为一”。{8}美国法官Andrews在Palsgraf v. Long Inland R. R. Co.一案的判决中非常精辟地论述了政策对原因判断的影响：“我们所谓‘最近’（原因）之意义是，由于便利、公共政策以及粗略的正义感情，法律独断地不再追溯一系列事件至某一特定点以外。这种判断并非逻辑，而系实际的策略应用。”{9}英美法系学者在研究近因问题与法律政策的关系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在判断近因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去寻找确定责任范围的一般政策，另一种观点则正好相反，主张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在第一种观点看来，“‘政策’只是一个名词，代表着法院在考虑责任的存在及程度时所确实会权衡的，并且应该权衡的无穷尽的多种因素。这样的因素是不可能穷尽列举的，对于如何在这些因素之间实现平衡，也不可能找到任何一般性的原则。政策在这种意义上被雾化了：法律必须关注在特定案件中结果产生的具体方式，然后以多少有些直观的方式询问并回答，根据这些特定的事实，一个被告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法院的职责就是作出一个能够为这些事情发生之时之处的社会所能接受的判断，而一般的政策从来也不可能取代判决的位置”。{10}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Green将因果关系的传统问题划分为两种因素，一种是事实，另一种是法律政策。事实因素可以通过适用“假若没有”( but for）标准来回答，其余政策问题就是要由法院而不是陪审团来决定，并且认为法律政策永远都是关于原告的利益是否为法律所保护，以及法律保护它是否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特定危险的侵害问题。{11}第二种观点则希望在制定用于替代不好的旧“近因”规则的政策时，要使用足够普遍性的语言，以指导特定的判决，并将问题设计成为事实问题提交给陪审团。{12}许多学者将认为近因限制也就是政策限制，根本不属于“真正的”因果关系问题这种见解，同使用什么是“可预见的”、是“处于”由侵权行为所制造的“危险范围之内的”或者“风险范围之内的”这样的语言设计一般性原则，以限制责任范围的这种意图结合起来。持这种见解的代表人物认为近因是法院根据实际必要性而对被告对于自己行为后果承担责任的一种强行限制。这种限制有时属于因果关系方面的，而更多的属于与因果关系毫无关系的各种政策考虑。法院倾向于以因果关系语言来表达他们所作的这种考虑，但这常常掩盖了其中所包含的问题实质。并且认为这种限制有时也是一种因果关系事实，尽管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大多数情况下，它纯粹是一种政策。{13}可见，英美学者在研究因果关系与法律政策的关系时，将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分为事实问题和法律政策问题两个层面，只是在是否有必要和可能去寻找确定责任范围的一般政策、运用法律政策判断因果关系应该由法官还是陪审团来进行等问题上存有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