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扩大刑事传唤的对象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对证人、被害人的到案，只规定了“通知”，没有明确规定可以“传唤”。在学理研究中，从完善我国刑事证人作证的保障机制出发，多数论者主张将刑事传唤的对象扩大至证人和被害人。笔者认为，刑事措施理当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应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还是证人、被害人拒不作证，都可能妨害诉讼的顺利进行。由于我国对证人、被害人不作证或不出庭在制度上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在经济上缺乏明确的补偿措施、在安全上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以及文化上的“明哲保身”、“厌诉耻讼”等传统消极文化影响，使得“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形同虚设[7]。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从法律上完善证人作证保障机制，立法应当赋予侦查机关传唤证人和被害人的权力。一是及时排除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情况，符合刑事侦查措施的目的；二是化解当前普遍存在的证人拒证问题，满足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三是传唤作为轻微的侦查措施，只对违反法定作证义务的人员使用，时间较短，不会严重损害被传唤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立法应规定，对侦查机关的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案的，可以使用拘传。唯如此，才能使传唤制度起到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作用。
【作者简介】
梁红标，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污贿赂局局长。曾祥桓，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注释】王向东．浅议刑事传唤和拘传的法定时间问题．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7，（3）．
陈绍宏．走出刑事传唤的误区．公安学刊，2005，（1）．
滑俊杰，许建苏．传唤到案行为的实质界定．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版，2010，（3）．
尹巧蕊，胡月红，真与善二维下的法之美——兼论和谐社会中人性化法治的美学途径．河北法学，2007，（增刊）．
武建敏．司法公信力的判例法立场．河北法学，2011，（3）．
刘玫．关于拘传的立法完善．人民检察，1996，（7）．
刘召刚．试论我国刑事拘传的立法完善．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