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5月10日的审慎性表态虽激发了公众的广泛反响，而公安部一律刑事立案的表态似乎有望相左。其实由于在司法链条中的地位不同，对法律的适用及证据的规格要求不同，两家的表态虽大相径庭，实则均属合法、合理表达。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表态虽与公安部一致，但其实“醉驾入刑”给检察机关和法院的法律适用所带来的挑战是相似的，不过公诉人对于该新罪名入罪条件的把握，更是决定该罪名进入审判裁决程序与否的关键。
（一）以指导性案例解决“醉驾入罪”有局限性
最高人民法院于5月5日向各高级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将各自辖区内按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的第一、二起案件，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候选案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将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下发全国法院参照适用，以统一和规范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16]笔者注意到，201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其中第7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被视为首次将指导性案例作为有强制力及约束力的判例制度，而区别于以往的一般性案例指导。[17]
不过迄今为止，作为指导性案例唯一发布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尚未遴选出一个案例。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判例仅指法院的判例不同，我国的案例指导有三个系列，公检法分别指导各自的司法工作，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到目前为止，也就只有施某某等17人聚众斗殴案、忻元龙绑架案和林志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案等三个案例。这说明了少而精是新的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最大特征。而“醉驾入刑”后，通过一两个案例对审判的指导，让承办人清晰地了解情节显着轻微如何把握，其案例的概括难度颇大，而案例的收集、整理与提炼发布也需要周期，这对于已经移送检察机关的全国600多个案件来讲，要等待的周期有限。因此，通过指导性案例解决醉驾审判，恐怕在司法实践中有其局限性。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引导下的“醉驾入罪”条件之把握
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第13条“但书”究竟如何把握？有专家认为：(1)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来界定；(2)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立法精神、刑事政策来界定。办案人员无可避免地对案件的自由裁量有一定的空间。[18]从以往司法适用的实践看，笔者认为司法解释还是醉驾入刑后适用法律的主要途径。
对于“醉驾入刑”情节显着轻微与否，根据工作实践及经验，笔者认为需要把握这么几个要点：(1)血液酒精浓度的绝对值的高低；(2)驾车区域的偏僻热闹程度；(3)有无一般甚至轻微交通事故的后果造成；(4)对醉驾的检查过程及认识态度。具体把握条件时，如果血液酒精浓度刚刚达到醉驾标准，但在遥远偏僻区域行驶，无任何交通事故甚至包括撞树等单方面事故，且对醉驾的接受检查与认识态度非常好的，可以认为是“情节显着轻微”，而明显高于0.8毫克／毫升酒精浓度的，或是在闹市聚集区域行驶的，或是已造成单方面或任何交通事故的，对酒精检查态度不良或试图逃避检查，或对酒驾认识态度不端的，应当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完成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