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般犯罪的处置：将团伙运用司法阻断在萌芽状态
行政法与刑法共同形成法的制裁力量，法律的制裁方法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两者相互配合、各显其能，共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用行政法即可规制；而对于一般犯罪，选择用司法阻断。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最高形态的犯罪，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地威胁着公民的自由与安全，是世界各国都予以普遍关注的严峻的社会问题，联合国大会宣称其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有组织犯罪发展到较高形态时，犯罪组织内部的紧密程度越来越强，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会逐步走向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到那时打击有组织犯罪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往往收效甚微。因而在犯罪组织刚刚滋生发展的状态下，用司法手段将其阻断在萌芽状态，不仅能避免和减少社会危害，同时也极大地节省了社会资源。
（三）针对犯罪组织形式：追求打与防的选择与并用
有组织犯罪的形成既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也有其现实基础，是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其治理需要一系列相应的打击与预防的刑事政策对策、法律对策、国际间合作对策的相互作用和配合。
众所周知，我国有乱世用重典的文化传统，转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指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时候，对于违法和犯罪行为打击要有力度，不能姑息养奸。[17]这就意味着面对乱世要快刀斩乱麻，最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扭转乱的局面，那么就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严刑峻法就是平乱反正的最佳选择。可以说治乱世用重典是治国者和普通公民都可以接受和认可的选择。现如今对有组织犯罪就必须用司法手段予以严厉打击，以遏制其滋生发展的态势。但是，以暴制暴不是好的解决办法，防范胜于打击，防治有组织犯罪才是治本的方法。因而，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针对犯罪组织，笔者认为，应该采用打防并举的方法，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同时开展专项的反黑斗争，建立健全专门社会控制机构，加强与金融机构等有关部门之间的协作，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将刑事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总体预防与分类预防相结合，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结合，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对有组织犯罪进行综合治理。
【作者简介】
李洁，单位为吉林大学。
【注释】李洁：《论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对法定刑模式的要求》，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5期。
储槐植：《论我国犯罪学理论框架及研究目标》，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1994年第1期。
储槐植：《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2期。
前引。
前引。
前引。
秦晓：《中外犯罪定量观念比较研究》，载《今日南国》2009年第6期。
匡科：《行政
刑法研究—比较与立论》，载《刑事法评论（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5页。
卢建平：《论行政
刑法的性质》，载《改革开放与
刑法发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黄河：《行政
刑法比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张明楷：《行政
刑法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参见李洁：《论罪刑法定的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参见李洁：《论罪与刑立法规定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前引。
转引自陈兴良：《
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
张凯、张建斌：《＜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法条冲突问题探析》，载《司法改革与实践》2009年第12期。
孟凡君：《中国犯罪定量模式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