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尽管在企业税案中没有被提及，在日本，有关在行政法总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行政调查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变化：先是在税法学领域以涉及税务调查与人权保障之关系的最高法院判决为素材，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之后以吸收其研究成果的形式，从前被视为即时强制之一的税务调查，现已作为行政调查逐渐地被行政法总论所接纳[4]。
是应该称之为行政法各论还是特殊法，抑或作为独立法加以整理呢？尽管这个概念问题尚有待今后的探讨，但是在此必须注意的是：个别行政法领域与行政法总论是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的。我认为无视个别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而固执行政法的传统理论，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利益错综复杂的现代行政。反之，也不能因为过于强调个别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而歪曲了现代法的基本原理。
四、理论与实务
在企业税案中引起议论的不仅是地方财政学、租税法学，还有公法学上所形成的一般理论。这是因为企业税这个主张本身来源于以财政学、税法学等学者为骨干的研究会之报告。原告和被告间的理论斗争也是围绕这个研究报告的成果而进行的。当时，很多税法、行政法、宪法学者分成原告和被告两方，分别向法院提交了意见书。这也是企业税案的特色之一。二审判决具体列举了提交意见书的学者姓名，此举也是没有先例的（在二审阶段原告方（被上诉人）意见书7份，被告方（上诉人）10份）。这如实地反映出法院认为本案的争点是需要慎重斟酌的难题。
法律学者应当事人的请求撰写意见书之举，在日本并非少见。据说在德国也常有法律学教授就与具体诉讼的关系而撰写“Gutachten”的，有时甚至将其作为著作公开发表。
事实上意见书在裁判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对此我不太清楚。不过据传闻，似乎因法院或法官而异。法律学者并非只局限于在事后撰写一些理论性和体系性的论文、进行判例评释或判例解说。在现实的诉讼中，他们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出发就案件发表意见之举，起到了沟通理论与实际之作用，是值得给予积极评价的。特别是在现代型诉讼当中，当政策论和解释论相互关联区分不清、或是利益错综复杂之际，意见书就更有其存在的道理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税案作为学者们也参与其中的现代型诉讼，虽不多见却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意见书是应诉讼当事人的委托而做成的，因此应该注意避免自己的理论受到委托人意愿的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