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框架法具有两个不同的功能：一个是作为国家法的框架法，其只提出有关某种制度的基本框架，至于具体的规定，则交由地方性法规来规定。因此，在与地方公共团体的关系上，它具有保护地方自治的功能。另一个是，框架法从保护超越个别地方公共团体之利益（也可称之为国家性的利益）的角度出发，给团体的活动规定了一定的界限，所以在与地方公共团体的关系上其具有参与地方自治的功能。这一点，从框架法的性质来看，与其说这是框架法本来的功能，莫不如说是一种派生功能。可是，不管是地方自治也好，还是大学自治也罢，当宪法上关于保障自治权的广度及深度的界定不明确时，在框架法这种形式下，国家的利益或意志有可能优先[1]。
（3）企业税事件为检验这两种功能相互冲突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具体地说，地方税法在列举了地方公共团体可以课取10种法定税（第4条第2款）的同时，另外也允许地方公共团体可以课取其他普通税（法定外普通税）（同条第3款）。被告神奈川县重视作为框架法的地方税法之保护地方自治功能。与此相对的是原告企业强调的是地方税法所规定的界限。当然，这样的主张是因为出于有利于企业利益之考虑。
（4）我认为，像这样的问题是会随着地方政府职责重要性的增大，而必然产生的普遍现象。实际上德国法的“Rahmengesetz”在日本也是广为人知的法形式。例如在“Rahmengesetz zur Vereinheitlichung des Beamtenrechts， Hochschul-rahmengesetz”当中，先用联邦法规定官吏法、大学法的大框架，然后由各邦在该框架内制定具体的规定。在这一点上，它与日本的公务员法等法律相似。德国的“Rahmengesetz”有时也被翻译成基准法、框架法、准则法等。但是，“Rahmengesetz”在各自具有固有的立法权限之联邦制度下，承担着调整联邦法与邦法关系的作用，与规范国家和自治体之关系的日本法中的框架法在前提上有所不同。除了翻译用语本身有待商榷外，也因2006年联邦宪法的修改而被废止。但是，我希望当我们探讨如何调整政府间立法权限关系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时，能够关注德国“Rahmengesetzgebung”的理论与实务状态。这可以为加深我们的讨论提供丰富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