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知识产权权利平衡原则的社会效应。一般地，对某种权利的保护，或某几种权利之间冲突的调节，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国家机器的任务。国家可以制定法律规则，投入相当的人力去做这些事情。当由此带来的权利保护、调整的社会成本，随着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断增加。主张权利平衡，就是要看到，它还具有这样一层作用：即通过保护和扶持一种利益，利用这种力量，形成各种权利在体系内的平衡。这一过程，就是通过一部分社会主体的守法行为，限制另一部分主体的非法行为，而在大多数时候不需要外部力量的持续介入。其结果是，一方面贯彻了法治精神，培养了社会成员的法律思维；另一方面降低了纯粹外力保护造成的社会成本；最后，实现了法律自身的价值。
3.道德价值在知识产权中的作用。
知识产权首先是一种权利或关于此项权利的制度。因此，它首先关注的是权利及其利益，但是，在知识产权哲学的视野中，非利益因素，一样应当被高度重视。
关于利益，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律系(Faculty of Law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Peter D rahos就指出“对财产的工具主义的态度也使得经济因素的考虑及于法律”。这一点，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例证，对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已不是什么新鲜视角。诚然，经济分析的方法受到重视与计算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成本( the Social Cos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是分不开的。经济分析的方法有利于使财产配置中分配结果的变化更加明晰，对成本—— 利润(从理论上来说)的分析容易使人相信这是公平的或合乎人的需要的。但这在造成因计算成本利润而带来的额外成本的同时，其实最终给我们的分析结果并不可靠。这一点，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就已指出，知识资本化趋势给我们带来的难题之一，就是知识本身不可准确估价。很难有精确的知识投入—产出计算模式(或说几乎不可能) 。此外，尤其应提到的是，我们对成本关注较多，但对社会关注不够，而即使Peter主张的工具主义，也讲到了一方面要关注社会成本( social costs) ，另一方面要注意道德的问题，这其实正是“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他说：“但我们心中的工具主义不只是等于成本利润分析，或者是回答一个经济学上的效益问题..它们应当受道德感的推动和限制，而不是剔除道德上的价值。” Peter还指出：“我们心中的财产工具主义必须服务于道德价值。”可以认为，这已经为对知识产权的分析最终由哲学上的意义所决定，并由工具主义向平衡论发展铺平了道路。他也承认，“在工具主义财产理论上，财产不能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或权利发挥作用，因为这会促使该理论向独占主义方向发展。”“在工具主义层面上，财产可以说是服务于道德上的价值，并非道德价值之基础。”所以，我们说，知识产权哲学应把道德价值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