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或者说知识产权行政主管机关的依法行政与司法机关的司法审判，始终是关键环节。法律再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于无法无天。而渎职枉法则更是法律实施的灾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的著作权执法都会是突出的问题。
在法律体系以外的一些环节上，与法律实施配套的措施，频频出现问题，也会制约具体的执法。1990年国家版权局《书籍稿酬暂行规定》对书面文字作品制定了每千字40元至120元的“指导价”，沿用多年。然而，与这已经使用近20年的标准相比，网络传播的文化作品至今没有明确交易价格标准的现状似乎更加可悲，一方面使得交易不顺畅，文化产品的价值不能客观体现，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司法的困难，遇有侵权诉讼赔偿标准不统一。所以相关的政府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等应该牵头协调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意见，提供周到切合实际的服务，建立和完善文化产品的交易规则，特别是建立和规范文化产品的网络交易价格体系，让文化产品和“萝卜”、“白菜”一样，有一个明确的、有弹性的网络交易价格标准。对侵权者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偿的数额，也就有了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其二，“版权保护并非无所不保”。版权保护要与公民获取信息权利之间寻求平衡。版权与公众对信息充分获取权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重要，在创造者与使用者之间寻求平衡也是对版权的司法与执法的挑战。不应当不加区分什么都要版权保护，一提到版权，似乎传播中的所有文字性的内容都在其中，要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除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作品的合理使用外，还规定了那些不适用著作权法的范围。除此以外，那些应当让公众知道的一切“红头文件”，政府公布的信息和法院裁判文书、审判信息，对法律、政令的官方解释等，都不能以“版权”限制传播。以新闻形式呈现的信息披露，如果其中所含独创性内容极少，政策导向上也应当以保护社会公众信息获取权为先。
版权法并不能包揽和调整一切，对于新闻的传播适用有些不属于版权领域的问题，而应当由新闻法来规制。新闻社、报社等的新闻利益应当通过彼此的合同来规范，而不能以有版权限制社会公众的传播与获取。在网络环境下，也应当发挥网络的优势，让信息充分传播，合理规制网络服务商等的责任，满足公众的需要。国际上一些国家，都很关注公众信息的获得和版权的保护两个方面的平衡。日本在2009年底修改的版权法，就在网络传播权方面，更强调网络供应商“自由港”的定位与相关权利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