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法文化与社会
民法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规定着，虽然它离不开人类的理性，但它既不是理性的直接结果，也并不代表某种最高的理性。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人们努力希望把握法律文化的发展，但法律文化的变化却常常在人们的期望之外发生。人在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既作为主体身在其中，同时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又以其自身的惯性使人在其外。法律文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使它具有了独立的社会规定性，人们确实能够从被规定着的法律文化中看到不同法律文化对社会的规定性结果，其中民法文化的社会规定性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特别是个人权利与义务在一定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众所周知，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众多的人待在一块儿。可是，许多人待在一块儿，这在印度和中国构成的是一种性质不同于德国和英国的社会；12世纪的欧洲，由众多的单个人组成的社会，就不同于16世纪或20世纪的社会。尽管所有这些社会过去和现在都肯定是由众多个体的个人，而不是由其他的什么构成的，但结群共处的形式从一种到另一种的普换，显然不是由哪个个人事先计划好的。”[13]同样由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个人构成的社会，则存在社会结构形式的不同，甚至是较大程度的文化上的差别性，而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个人则必然在社会的变化中而改变其社会结构形式。这其中变化的或者根本不同的因素就是起决定作用的人和人所代表的不同社会文化，不同社会文化发展阶段或者代表不同文化的个人则必然构成不同的社会—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等不同社会体制结构的差别性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人和人所代表的文化现象上的差别性。
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社会的发展也意味着法律的变化，不仅如此，法律的变化还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因此，所有法律的发展都以社会发展为基础，社会发展存在于人们以及他们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14]然而，在广义的法律文化的意义上，法律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就并不那么容易描述得清楚，因为作为社会发展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作为法律文化的人们法律心理和法律行为的现实变化，而此时作为制度文化的法律还可能仍然停留于传统。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人类构成了社会并作为社会的主体生活于社会之中，却往往很难了解这一自身构造物的本质并预见其未来，以致于人类并不能真正清楚或者确切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规定了社会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发展中的变异性和差别性。“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15]事实上，支配人类社会现象形成及其特征的因素要远比上述情形多得多，这其中许多因素是我们人类自身所不能认知的，即使是确知的因素也不可能清楚知道它是如何作用于社会并产生效果的，我们往往只能看到社会现象的表现或者结果，而发现不了它的真正或者全部的原因。
人的因素是最复杂的因素，人的心智使人具有了任何一种事物或者生物都不具有的复杂属性。人类必然因其心智创造出社会文化，而文化本身反映了人类社会现象的习惯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它使人类文明得以通过一定社会符号的形式被记载、被传承和被认识。然而，由于人类心智的不同和不足，人类永远也没有统一的社会性活动，并且最终无法认识自己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及其活动的最终结果。不论是什么人，也不论其心智水平有多高，都并不能把自己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据并直接决定社会的发展，然而，社会却在构成它的每个人的持续性社会选择与实践中存在和发展着并产生了各种文化现象。其中，包括民法文化在内的法律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既不像法律制度的作用那样简单，也不能简单地看待法律制度本身的作用发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现象，相互之间产生着各种制衡与规定性。“人际各方面关系—屈从的态度或对平等的希冀、信任或猜疑，甚至有关人性的某些基本的（如果不总是精确的）概念—都对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具有影响。在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时期里，这种作用可能是首要的，也可能只是次要的；与其他调整人类行为的方式相比较，它的相应重要性可能有所增减。然而，无论是在初民社会还是在发达社会里，法律文化都是传递行为传统的重要工具。”[16]法律文化是一种社会行为文化，其作为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本身就是传承社会行为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人类的社会行为直接受到法律文化传承的影响．并且在法律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以一定文化的形式得到改变、发展和完善。对法律特别是其社会作用的认识，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法律认识，而只能是在法律文化意义上的把握和考察，而法律的发展和完善也只能在法律文化进化的意义上才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