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宪法稳定性的实践性保障
《美国宪法》自1787年制定以来，虽然只是以修正案的形式作过部分修改或补充，从形式上看未被全文推翻，从字面上看也是修改无多，但联邦最高法院基于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出的弹性十足的宪法解释却极尽所能地用社会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现实内容与需求来诠释宪法的文字含义，从而在不改变宪法文本的前提下实现了宪法的灵活适应性，为美国宪法所表现出的超常稳定性立下了汗马功劳。
关于法院解释宪法的依据问题，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78篇中，分析司法机构全然不同于立法和执法机构的特性，在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之后，指出：“宪法除其他原因外，有意使法院成为人民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局限于其权力范围内行事。解释宪法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也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如果二者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较大之法为准。亦即：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的意志为准。”{8}392 -393法的相对稳定性既是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心理和生理相对稳定的客观需要，也是法的权威性和操作性的客观需要。变化过于频繁的法律，既不符合社会相对稳定性的要求，又使人们在心理和生理上难于承受，同时也可能使法律形同虚设，不值一文。但是，法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在庞大的社会事物及力量的发展变化之复杂性面前，也不可避免地会显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保守倾向。当事物已经发展变化了，而法律不能及时跟进，则原来为了某种目的而确定的法律本身之作用，极有可能发生反向变异，走向原定目标的反面。所以，罗斯科·庞德认为：“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更为具体地讲，有关对稳定性的需要与对变化的需要之间的妥协问题，就某个方面来看，变成了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调整问题，变成了根据确定的规则或至多根据从狭窄固定的前提作出的呆板推论执行法律与根据多少受过训练的有经验的司法人员的直觉进行司法之间的整体问题。”{13}博登海默也认为：“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是这样一些法律制度，他们的特征是将僵硬性和灵活性予以某种具体的、反论的结合。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它们将稳固连续性的效能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具有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14}对于这一点，美国的那些睿智的法官做得非常好，他们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宪法。正如美国人所说：“美国宪法不是一个自行的文件……如果你看《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字面含义，它写道，‘国会不应该通过任何剥夺新闻自由的法律’。这就是它在此问题上的全部规定，绝对是全部。它对什么州能或不能这样做只字未提。对记者在大陪审团面前的特权只字未提……正是这些保护可以被获得的事实激发了过去190年中司法机构的创造性工作。”{9}214“宪法条文中的许多……类似一个空容器，美国最高法院必须向其中注入内容。”{15}美国人通过解释宪法，形成了大量诉讼和经典判例（各个州的宪法也是大致如此），解决了大量形形色色的社会实际问题。像联邦政府建立银行以及州政府抵制、州政府授予航行的垄断权、地方政府对领港的收费、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征用工厂、总统拒绝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交出白宫录像带、政府限制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资助、夫妻双方采取避孕措施、孕妇自行决定堕胎、老人或病人决定终止生命的自由以及同性恋的权利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全部都是经过美国法官们判决的宪法问题，且最终都上诉到位高权重的联邦最高法院并成为青史留名的案例。尤其是这种制度在解决问题的广度上，更是其他部门法无法望其项背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美国，对于宪法究竟是或应该是什么，首席大法官休斯（C. J. Hughes）曾经玩世不恭地放过“狠话”：“法官说宪法是什么，宪法就是什么。”{15}美国人对宪法的解释，使得《美国宪法》条文的含义随现实需要而被改变，一部纸上静态不变的宪法典由此而成为能及时适应现实需要的活的宪法。美国自1803年马歇尔法官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权以来，最高法院已经审理了4000多件与宪法解释有关的案件，其中1789-1987年间联邦及各州和地方被宣布违宪的共有1271件{16}。“这些数据表明，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各种行为的合宪性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这一现实。最高法院所做的宪法解释以其独到的作用在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寻找着平衡，在不变的宪法条文与多变的现实生活之间谋求着一致，从而成为美国宪法在形式上长期稳定不变的一个重要原因。”{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