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权威的对条约直接适用性，即“自动执行性”标准的概括是：（1）条约不需国内法履行行为即可执行或有效；（2）条约规范表述清楚、明确，可在国内层面产生具体法律后果，缔约国在履行条约时在实质问题上没有余地；（3）条约赋予了个人以权利和义务，而不仅仅要求国家作出、容许或停止某些行为。[12]
总之，一元论与二元论并非真的格格不入，各国在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上的差异也并非想象的那么大。从我国仅在较少的法律中规定了条约的可直接适用性，以及这些法律对直接适用条约都作了严格限制来看，我国在立法上是兼采“一元论”与“二元论”，但更加倾向于“二元论”的。就实践做法来看，我国与世界各国具有相似之处，即某些具有“自动执行性”的条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得到直接适用，法院会尽量协调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而如果日后中国在宪法上确立条约适用的准则的话，笔者建议直接明确，有且只有具备“自动执行性”的条约才能在国内得到直接适用，其他条约应当被立法机关转化为国内法后适用，法院应当尽量协调国际条约与国际法的关系。
【作者简介】
罗国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博士后。
【注释】本文受2009年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国际法哲学的本体研究”（09ZZKY063）的资助。
See John H. Jackson, The Jurisprudence of GATT and the WTO---Insights on Treaty Law and Economic Relations,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01-304.
参见陈卫东：《论WTO协议的直接效力》，载黄进等主编：《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法的发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1页；又见张智勇：《论关贸总协定在欧共体法中的直接效力》，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2期，第225页。
具体可参见李兆杰：《条约在我国国内效力若干问题之探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69—279页；韩燕煦：《条约在中国国内的适用》，万鄂湘、王光贤：《国际人权条约在我国法院的适用》，均载于朱晓青等主编：《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86—300页。
See H.Lauterpacht, International Law, 1970., Vol.1, p.168
参见：《奥本海国际法》，中文译本，1981年，上卷，第一分册，第24-25页。
See O’Connell, O.P., International Law, (1970. 2rd ed.), Vol.1, pp.43-46.
See Anthony Aust,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0.
See Lord Denning, What Next in The Law , Butterworths 1982, pp.321-322.
参见Ivan Shearer：《国内法院对国际法的查明与适用》，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第95页。
See R. Higgins on United Kingdom Practice in Jacobs and Roberts(eds.), The Effect of Treaties in Domestic Law(1987), pp.123-39; Oppenhein, pp.60-3; I. Sinclair, The Princip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ir Application by the English Courts’ ICLQ(1963), pp.508-51.
See Qingjiang Kong ,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35 NO.6(2001), pp.1207-1208.
See Gloria.C, Volkerrecht und Landesrecht, in Ispen, 1.(ed.), Volkerrecht(3rd ed.,1990),1071-1180,1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