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政”思想、立宪思潮的影响下，不仅作为修律大臣的沈家本开始认同司法独立，朝廷官员中也不乏“三权分立”理论和司法独立原则的倡导者、鼓吹者。如亲身目睹、经历西国政情的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在归国之后上奏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对宪政和三权分立理论进行了详尽分析，明确提出了“设立司法裁判所，独立于行政之外，不受行政官之干涉。”的主张[12]。其后，端方和同为出使考察政治大臣的戴鸿慈在联合呈上的《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13]中提出：“司法之权，各国本皆独立，中国亟应取法”。总司核定官制的庆亲王奕劻在其领衔所上的《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折》中，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权力体制包括行政兼理司法存在许多弊端。他说：“以行政官而兼有司法权，则必有循平时之爱憎，变更一定之法律，以意为出入，”并认为“立宪国官制，不外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并因此提出了“司法之权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14]的官制改革具体方案。朝廷高官对司法独立的态度如是，此时的普通官员也多有持司法独立论者。如京畿道监察御史吴钫在《奏厘定外省官制请将行政司法严定区别折》中提出：“至司法独立，揆时度势，最为切实可行”[15]，而候选内阁中书、江西副贡徐敬熙在《整饬行政立法司法机关折》中更是明确表明：“司法不独立，则狱讼无由平，刑罚无由当”[16]。
那么，二十世纪初的短短几年中，清廷的许多官员为何一改原来拥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政治态度，转而推崇“三权分立”并进而接纳“司法独立”？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
概括地说，清廷官员在当时快速认同和接纳司法独立原则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司法独立为宪政之基础。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入侵所造成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之下，社会各阶层、清廷上下不断在寻求救亡之方。无论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未取得预期的自强效果，相反，进入二十世纪后，民族危机、清廷的统治危机更形严峻。日俄战争之后，“吾国士夫，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廿 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17]。在内外交困之中，清廷被迫接受西方“宪政”理论，先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有明诏宣示以九年为期“预备立宪”，在清廷政治风气转变之际，一些开明官员接纳司法独立原则就理所当然。如沈家本就明确表示：“东西各国宪政之萌芽，俱本于司法之独立”[18]，“司法独立，为异日宪政之始基”；吴钫则言：“司法分立一事，最得预备立宪之本原”[19]；、戴鸿慈、端方也说：“司法与行政两权分峙独立，不容相混，此世界近百余年来之公理，而各国奉为准则者也”[20]。总之，在许多官员看来，既然朝廷要改行宪政，那么作为宪政之内涵的司法独立原则就理所当然应当接纳。
其二，司法独立是收回领事裁判权之急需。鸦片战后西方列强获得的领事裁判权，使其在华侨民作为被告时不受清廷司法管辖，这不仅破坏了向来一统的中国司法主权，也造成了清王朝传统司法制度的失效，难以承担起管理社会、维持秩序的基本职任。从某种意义上讲，领事裁判权的存在和不断扩大化，成为直接危及清廷统治权的重要因素[21]。在得到列强虚伪承诺有条件放弃领事裁判权后，清廷上下开始对收回领事裁判权汲汲以求，这也成为了接纳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理由。前已述及，沈家本认为中外法律制度的差异特别是中国的行政兼理司法体制，给了列强强持领事裁判权的口实，因而认为“司法独立为及今不可缓之要图”。吴钫对此阐释得更加充分。他说：中国通商以来，法权日削，重要原因是列强以“中国审判尚未合东西各国文明之制”，而“法权既失，主权随之，言念及此，可为寒心”，“若复因循苟安，坐待法权之侵夺，……无论治外法权不能收回，恐治内法权亦不可得而自保矣”，因而认为司法制度“不可不分立”[22]。沈家本、吴钫等人的这种接纳司法独立原则有利于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认识，在当时是有较强代表性的。
其三，司法独立能救传统司法之弊。传统司法制度进入近代之后，日渐暴露出诸多明显的窳败、落后之处，对之进行变革已成为晚清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这也成为清廷官员接纳西方司法独立原则的一大因由。如戴鸿慈、端方认为：“行政官与地方交接较多，迁就瞻循，势所难免。……行政官既已瘁心民事，岂能专精律文，故两职之不能相兼，非惟理所宜然，抑亦势所当尔。中国州县向以听讼为重要之图，往往案牍劳形，不暇究心利病，而庶政之不举，固其宜矣。臣等谓宜采各国公例，将全国司法事务离而独立，不与行政官相丽”[23]。如果说戴、端引入西法来消除传统司法弊端的表述还较为隐晦的话，吴钫的说法则更为直接。他在奏折中言道：“自古致乱之故有二，一则由于民财之穷尽，一则由于狱讼之不平”，“中国审判向由州县兼司，簿书填委，积弊丛生，非延搁多时，即喜怒任意，丁役视为利薮，乡保借为护符，往往一案未终而家产荡尽，一差甫出而全村骚然”，“枉法滥刑，何所不至”。他认为形成这些弊端的重要原因，是司法官“无独立不挠之志”。其改变之法则是“若使司法分立，则行政官得专意爱民之实政，而审判官惟以法律为范围，两事既分，百弊杜绝”[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