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契约往往基于当事人的其他价值需求而产生，这些价值和利益显然应成为判断证据契约是否可信、合理的重要指标，而这种衡量的判断权无疑需由法官掌控。有学者认为，
“既然对证据契约效力的判断需要进行价值衡量，那么立法应当将之委诸于法官进行自由裁断。反对证据契约的最主要理由是侵犯了法官自由心证，而是否是真正的侵犯，还有赖于法官自己的判断，法官如果认为证据契约中对证据方法和证据证明力的约定，直接和自己的心证抵触，或者证据契约带来的利益小于维护自由心证的利益，可以宣布不予采信，但如果认为证据契约并没有侵犯自己的权利，或者有其他的较大利益，也可以认定证据契约的效力。这是一种双重授权，一方面，它为法官拒绝证据契约的适用提供了权力来源，另一方面，也为法官适用证据契约而‘违反’法定证明程序提供了正当性基础”{15}。
3．不得显失公正原则。众所周知，显失公正是民事实体法中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性的一个法定事由，在证据契约的效力判断中同样应适用此原则。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是其赖以存活的基本价值，失去了公正的价值，民事诉讼制度就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具体到证据契约而言，契约如显失公正，对于不利方当事人而言，契约订立之意思表示真实性将受到质疑。
由于证据契约的效力主要发生在诉讼程序法之领域，因此，对其效力的认定更具有公法色彩。在对其效力的审查判断方面亦比一般民事契约慎重，因为证据制度不仅仅涉及双方当事人，同时还可能涉及案外人。当事人对证据事项的处置不得影响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故在考察证据契约效力时，要求不仅仅考察契约效力是否对当事人显失公正，还需关注契约效力有无损及第三人合法利益。这也有助于防止虚假民事诉讼，防止当事人借助契约形式不正当处分他人利益。因此，如何避免证据契约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将是构建证据契约制度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证据契约的拘束力表现
作为缔约主体，证据契约的效力首先及于当事人。依据有效的证据契约，当事人不再依法律既有规定而依契约之约定。需要考虑的情形是，证据契约如存在意思表示瑕疵时，其效力如何？一般认为，证据如因意思表示瑕疵而存在撤销可能性，应承认其撤销权。只是由于受程序不可逆的限制，其撤销权并非是绝对的，具有时间限制，即证据契约因瑕疵而撤销须在第二审言词辩论终结前进行。
此外，当事人如违背证据契约，其引发的法律后果如何？是区分证据契约的具体内容而定，还是作统一形式之救济？学界对此存有不同看法，主要涉及是予以其实体权利救济还是程序权利救济。台湾学者沈冠伶认为：“诉讼契约系以诉讼上权限或程序内容为契约标的，在当事人一造违背诉讼契约时，即违背当事人间所约定应进行之诉讼程序。就此，他造当事人如提出抗辩，非属上述实体抗辩，而属程序法上抗辩。”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P.238)。
证据契约对法院所产生的约束力，可分下述情形而定。其一，证据契约系依据诉讼法上明文赋予当事人处分权的规定而订立。如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的合意鉴定、合意举证时限、合意证据交换期日等。此类契约，可认为系当事人行使法律上所承认之处分权限，在判断其是否合法有效时，除非法官认为有必要重新对于个案进行衡平审查，否则当事人依法享有处分权限之范围内的自由处分权，契约内容自然对于法官裁判产生拘束力。因此，此类证据契约的效力，依诉讼法的明确规定直接发生诉讼上的效力。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已予规定的自认契约、举证时限契约、证据交换契约等证据契约，法院应当尽可能认定其效力。其二，民事诉讼并未直接赋予当事人程序上权限之规定，但当事人合意欲改变或不适用该规定之内容。换言之，当事人之处分对象并非程序上权限，而是对于规范之处分情形。此时，须进一步判断该规定之性质属于任意法规或强行法律。民事诉讼法具有公法性质，但并不意味着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均不得由当事人另为约定，予以处分、变更。程序规定之违背得因当事人单方事后地不予责问而被治愈，不影响诉讼之进行，则事前由双方合意与诉讼法上规定相异之程序内容，即属可能且合法{1}(P.225)。当然，民事诉讼法中“非仅为当事人之利益而设者”，因涉及有关于公益之程序制度，系为保护公益而设计，不得由当事人任意加以处分{16}(P.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