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证据契约效力探析
舒瑶芝
【摘要】民事证据契约因被质疑以私权利干预公权力行使，其效力曾遭受争议。在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证据契约原理研究并未得到重视，其适用亦颇为有限。随着民事诉讼模式的优化及诉讼理念的重构，有必要厘清证据契约的基本理论，明确证据契约的效力，建构证据契约制度。证据契约是当事人契约自由在诉讼法上的体现，有利于促进诉讼程序公正及实体公正，同时对于当事人选择调解等非讼程序解决纠纷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证据契约；基础法理；效力
【全文】
引言
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我们至少可以在罗马法中窥见诉讼契约的身影。在法系的范畴内考察，现存的两大法系均存在诉讼契约现象。例如，人们所熟知的“辩诉交易”实为一种较典型的诉讼契约，尽管其正当性受到一定的质疑。而从大陆法系部门法的视角，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诉讼契约现象。在三大诉讼中，基于私法自治理念，民事诉讼契约的正当性理应更能得到认同。但事实上，以大陆法的德国为代表，对于民事诉讼契约的正当性及适用效力曾存有一定的理论分歧。其中证据契约作为诉讼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被质疑以私权利干预公权力行使，其效力颇受争议。大陆法系对于证据契约的相关理论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一度影响了证据契约的适用，随着当事人程序主体、程序利益保障等学说的发展，证据契约的效力逐步得到肯定。
一、民事证据契约概述
对于证据契约之认识，理应追溯至诉讼契约，证据契约实为诉讼契约之一。当事人对于现在或将来发生的法律纷争，就诉讼法上的特定行为或事项形成合意，此种合意对于诉讼程序的进行产生一定的影响，故称之为诉讼契约{1}(P.216)。诉讼契约与一般民事契约虽同为契约，但存有一定差异。诉讼契约除受到规范契约的民事实体法调整外，由于其主要效力发生在诉讼法规范调整的范畴内，基于诉讼法的公法性质，诉讼契约在可契约程度及契约效力认定上明显有别于一般民事契约。而证据契约作为民事诉讼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于证据领域内的诉讼契约。一切与证据规则相关联的合意，理应都属于证据契约的范畴。[1]
认识证据契约，可通过其分类得到进一步的明晰。证据契约，以契约的缔约时间为依据，由于其既可发生在诉讼前，也可发生在诉讼中，故以缔约时诉讼系属是否形成为标准，可分为诉前证据契约和诉中证据契约。由证据的两栖性质所决定，证据契约的内容有的关乎诉讼的程序事项，有的关乎争议的实体内容，由此可将其界分为程序型证据契约和实体型证据契约；从证据契约的具体内容出发，又可分为举证责任分配契约、证据方法契约、证明力契约、自认契约、当事人约定委托第三人鉴定并受其约束的鉴定契约等；以证据领域的两大形态来划分，证据契约既存在于静态的证据领域，如对于证人、鉴定人或者书面证据的约定；也存在于动态的证明领域，如取证契约、举证契约、质证契约和认证契约；从证据契约的形成依据及最终效力判断，证据契约又可分为法定的证据契约与任意的证据契约。法定的证据契约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契约取得当然法定效力，任意的证据契约的效力有待进行具体分析。随着证据契约研究的深入，证据契约的分类亦将不断得到细化和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