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法“法益维护说”
一种行为之所以称其为“犯罪行为”，是因为其具有社会危害性。这种危害性从“法益维护说”来讲，实质是某种行为侵犯了法律所要保护的某种权益。盗窃罪侵犯的仅仅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职务侵占罪侵犯的是双重法益—单位财产所有权以及信赖利益。后者“信赖利益的破坏”是区分此罪彼罪的关键，也是职务类犯罪重点损伤的法益。从人性和社会发展来讲，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必定受到滋生的文化土壤的影响，并贯穿法律发展和适用的始终。中华民族一贯主张“天下之性，人为贵”，倡导相互信任的“和谐之美”。在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职务侵占罪对于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单位与个人之间的“信赖利益”的破坏，从法益角度讲更为严重。
（二）“刑法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最高理想是维护社会的自由和正义，而不是对犯罪和犯罪人的惩罚，惩罚只是实现刑法理想的一种必要手段，这种手段因具有本身的“恶性”而需要得以严格的约束。如边沁所言：“刑罚既是一种必要之恶，又是一种强制之恶，一种恐惧之恶，一种有意施加的痛苦。”[1]因而在刑事立法中力求科学性，通过启动刑法追求社会的协调和秩序，最终满足人们最大需要的自由理想。坚持谦抑性原则，意即刑法在介入社会生活时，应当尽可能地控制其介入广度和深度，合理规定刑事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的原则。根据上述基本原则，对比看待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在犯罪金额和量刑上的不同点：盗窃罪起刑点金额为500元--2000元，最高刑为死刑；而职务侵占罪的起刑点金额为5000元一10000元，最高刑为有期徒刑15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相对于盗窃罪来讲，一是主体明确，便于案件的调查和赃物的追回，而盗窃罪，因主体具有一般性加大了挽回损失的难度，侦破难度也大，司法资源耗费多。二是社会危害性小，波及面窄，挑战单位约束力，而盗窃罪，因犯罪对象的广泛和不可预测性，挑战国家的约束力，涉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