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过错和特殊情况是否是精神损害赔偿裁决的必要条件
过失具有多种形式，既包括恶意或故意，也包括疏忽。在现代国家责任学说中，过错仅在可适用的国际法主要规则给予其相应地位时，其才可以适用。DLP案的仲裁庭认为，也门政府的行为具有恶意，因此，这是一种过错责任。[10]仲裁庭的这种认定开启了其判决精神损害赔偿之门。接着，仲裁庭进一步指出，精神损害赔偿仅仅在例外情况下才能裁定，其暗示着，过错应该是裁决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条件{3}259。虽然众多公法学家已经声明，过错或过错程度对于非法行为导致的赔偿具有重要影响[11]，但是，很少有人将过错视为裁决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测算主观因素，诸如过错对于赔偿数量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Arangio-Ruiz明确指出，国际法官在其裁决中基本不考虑过错的金钱后果，赔偿数额的确定主要由损害性质和程度决定，与过错存在与否并不相关。但另一方面，过错可以起到守门人的作用，当过错存在时，这些过错能够使仲裁员变得更加慷慨，从而使他们可能在同样情况下裁决更高的赔偿数额。
就特殊情况而言，DLP案的仲裁庭认为，虽然投资条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财产权和经济价值，但是这本身并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寻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这种观点与另一仲裁庭裁决非常吻合，在Siag v. Egypt案中，仲裁庭裁定，埃及违反了意大利一埃及双边投资条约，但是，其拒绝了申诉方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请求。在其附属意见中，仲裁庭认为，惩罚性或精神损害赔偿只能适用于异乎寻常行为所造成的极端案件。[12]为此，根据有关学者的观点，特殊情况这一限定词的使用实际上为投资者一国家仲裁体制下精神损害赔偿认定设立了高于其它类型损害赔偿的标准{7}。但另外有学者认为，该特殊情况限定词特指在投资条约情况下，鉴于投资条约的属性及功能在于管制投资者以及投资，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是非常少见而又独特的情况。所以，在投资者一国家仲裁体制下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行为是非常罕见的，而不是指精神损害赔偿裁定需要特殊的情况{8}。
从上述对案件的剖析和专家学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认为，过错或例外情况均不应该是国际投资仲裁框架下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条件，它们只是加重赔偿数额的效果性要件。否则，这将会为国际投资仲裁框架下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设立高于一般国际公法框架下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要件。
4．投资者申诉的表述是否会影响仲裁庭的管辖权
由于投资仲裁救济制度的特殊性，仲裁庭只能对直接源于投资的争端享有管辖权。在Biloune vGhana案中，加纳政府拆除了Biloune先生的旅店，无依据地逮捕并拘留Biloune先生13天，此后，将之驱逐至多哥。为此，Biloune先生依据契约和加纳投资法典发起针对加纳的仲裁程序，其诉求主要包括加纳政府的行为违反契约和加纳投资法典，从而构成征收；此外，针对加纳政府违反人权法对其进行逮捕和拘留的行为，Biloune先生还同时请求获得救济。对Biloune先生的后一个请求，仲裁庭以自身对于人权法违反缺乏管辖权为由，拒绝了Biloune先生的请求，但仲裁庭接受了针对投资的请求，并最终认定，加纳政府非法征收了Biloune先生的财产。其实，在该案中，仲裁庭适用了习惯国际法上的霍茹夫工厂案标准，而该标准恰恰允许精神损害赔偿。但问题在于，申诉者并没有寻求精神损害赔偿，相反，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违反人权法。因此，需要仲裁庭对加纳政府违反人权法的行为作出裁决，这显然超出仲裁庭的管辖权范围。其实，在该案中，Biloune先生遭受的待遇与DLP案中执行官遭受的待遇并无太多不同，两个案件均涉及无正当理由逮捕和拘留以及多重骚扰。但是Biloune先生没有获得任何赔偿，相反，DLP案的申诉者却获得了100万美元赔偿，因此，投资者申诉的表述显得异常重要。
三、国际投资仲裁中被申诉国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目前，已有学者认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个单行道制度，仅有国家之国民，而非国家，才可能成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合适人选{8}308。这种观点认为，根据已公开的信息，我们发现，只有作为投资者的公司获得了精神损害赔偿裁决，比如上述B＆B案以及DLP案。尽管如此，在国际仲裁实践中，被申诉国已经在一系列ICSID仲裁程序中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反诉。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固为投资仲裁被申诉国的东道国还没有被裁定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这种相对新颖的精神损害反诉是否具有合理的法理依据？在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中，有几个关键案件值得我们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