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在1999年5月，国家杜马中的俄共等左派以1991年签署和准备实施“别洛韦日协议”、1993年“十月事件”、1993年-1996年在车臣实施军事行动、导致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衰败和镇压俄罗斯人民这五个罪名正式对叶利钦提出总统弹劾指控动议。结果，国家杜马未能就上述五点指控中的任何一点获得其全体代表的2/3多数票赞成，因此，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夭折在了总统弹劾程序第一阶段当中的第一步骤，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1999年5月15日，国家杜马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指控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尽管现行宪法是在叶利钦的主导下制定的，但它是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的，基本上代表了俄罗斯民众的意愿和选择。至于在俄罗斯联邦设立总统制，一则是全民公决决定的，二则是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在经济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出现了经济动荡的局面；在政治上，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刚刚独立，面临地方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威胁，政治动荡，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联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去引领俄罗斯联邦实现平稳过渡，因而就不会允许通过弹劾程序轻而易举地变换总统，以免出现政治动荡。
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同时，它还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多发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就必须要维持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前后毅然决然选择实行总统制，而且总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性地位。2008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修改了现行宪法，把总统任期由四年延长至五年，也充分彰显了总统在俄罗斯联邦政治生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俄罗斯联邦总统制以及总统弹劾程序在社会转型期的运作实践，揭示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一个强有力领导力量在国家政治转轨中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经验，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转型期都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上的转轨、经济上的转型、文化上的弥合、社会上的矛盾，在法治和宪政建设的道路上，要注意政治力量对其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还要反对激进主义，坚持循序渐进的进路。我们应该加强对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建设与改革的研究，因为它既不同于战争年代的“革命政治”，也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法治（宪法）政治”，而不妨称之为“转型政治（学）”。目前，中国也处于社会转型期，尤其需要加以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