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编纂西方形式的法典。1901年，清政府在内外夹击下被迫发布修律谕旨，并设立修订法律馆，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负责审订现行律例，在“参酌各国法律”的基础上，起草各部门法律草案。1907年，清廷又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负责编订宪法草案，并考核修订法律馆所订法律草案及各部院、各省所订各项单行法及行政法规，提请资政院（1910年成立）审议，奏准皇帝谕令颁行[14]。至1911年，清政府已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08）、《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911）、《大清现行刑律》（1910）、《大清新刑律》（1910）、《商人通例》和《公司律》（1903）、《破产律》（1906）、《大理院审判编制法》（1906）、《法院编制法》（1910）等法典法规，另有《大清民律草案》（1911）、《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1910）及若干种《大清商律草案》由于清王朝的迅速崩溃或遭各种势力的阻挠而未及颁行。
此外，改革司法制度。中国历来无司法、行政之分。地方法官由行政长官兼任，审判断案的衙门与其说是法院，不如说是官府。中央虽有专职的司法机构，但从未获得独立于行政的司法权，皇帝始终是司法权的最高执掌者。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领事裁判制度和会审公廨的确立，西方的司法审判制度深深地影响了清末司法机构的活动。同时，随着西方法律文化的传播，司法独立、文明司法等观念深入人心，为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1906年9 月，清廷宣布“仿行预备立宪”，实行司法与行政分立，开始进行司法改革。同年11月，改刑部为法部，执掌全国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取消都察院，在法部设总检察厅，作为最高检察机关。至此，正式废除了三法司制度。独立的司法机关建立后，又对审判制度进行改革，不仅民刑诉讼分别审理，审判权与检察权分离，还引入西式的辩护制度和司法独立的原则。
清王朝的迅速崩溃，使许多法案不得颁行，即使颁行亦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执行。从这个角度说，法律改革是彻底失败了。不过，清末的改革仍是可贵的。毕竟它使中国的法律摆脱了诸法合体的传统形式，赋予中国法律以大陆法系的六法体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中华民国法制的基础。
2. 民国时期的法律改革
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后，法律改革并未立刻出现一个新高潮。南京临时政府由于存续期间太短，虽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1年12月）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2 月）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资产阶级宪法性文献以及一些发展资本主义、保障人权、革除陋习的革命性法令，但根本来不及全面改革法制。北洋政府忙于混战和争权夺势，除了给后人留下一大堆维护一己私利的“宪法”以外，就只会在清末法律改革的故纸堆里打转。不过，这倒使清末的法律改革最起码没有被遗弃。
民国的法律改革高潮出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极度黑暗，但在法律改革方面却作了许多工作：
首先，加强了法学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法学研究比较活跃，成果也很丰富。据不完全统计，1911-1949 年出版的法学著作、译作有4300 余种之多，其中1927年以前出版的不足1/3[15]。从其范围看，法学研究已不再满足于翻译、介绍外国法制，而开始对各部门法进行系统研究和探讨。例如，光是宪法方面的著、译作就有近300种[16]，这还不包括各种宪法汇编或释义、草案之类。所涉及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既有宪法学原理，又有宪法史、比较宪法学，还有对宪法基本问题的专题论述，甚至还有许多民间私拟的宪法草案。法学研究的繁荣，为法律改革打下了比较牢固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