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从两点判断该案中，政府行为的不合理性。首先，其不合理的禁止了奈韦拉平（Nevirapine）在公共医院的使用，“因为其不灵活，并且没有考虑特定弱势群体的需求。”其次，法院认为政府不能实施综合的计划以阻止HIV的蔓延。在法院看来，关涉到限制奈韦拉平（Nevirapine），政府所采取的机械政策严重影响了预防HIV的整体计划。同合理性测试相对应，法院警醒：其结果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理解获得这样的治疗，国家的义务是尽力扩展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合理对待”的机会。此外，法院从政府对于药品的效率关注、安全、公共医疗组织等方面考量了政府的措施，认为“受限资源”并不能影响政府的行为。相反，法院采取了这样的视角，如果这些程序进行的话（奈韦拉平（Nevirapine）的适用），可以获得明显效果的话，即没有必要在成本面前为难。
最后，法院认为该案应当根据宪法规定第28条来理解，即：28（1）每个儿童都具有权利：(c)基本营养、住房，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和社会服务，责令南非政府采取措施，让那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用上奈韦拉平（Nevirapine），从而保护未出生的婴儿。南非政府必须撤销有关禁止推广的命令，并在全国各家医院广泛使用该药物。此外，政府必须在2002年3月31日之前，提交一份包括咨询、化验、治疗在内的“减少母婴爱滋病传染计划”方案到最高法院。
南非法院通过以上三个案例，对社会权利的可裁判性进行了尝试，而法院对待社会权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第一案例中，法院暗示了一种对于社会经济权利的谨慎态度，而在其后的两个案例中，法院开始尝试在政府以及立法权限与司法权限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点，开始逐渐发展如何确定政府行为是否“合理”的相关标准，试图通过此种途径使社会经济权利获得一定的可裁判性。此外，法院对分权原则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并认为：“法院的首要任务是尊重法律和宪法，当政府政策同宪法规定不一致时，法院必须重新考量这些政策。任何权利一旦被侵犯，法院均可以或者行使必要的权力。”[15]
四、社会权可裁判性：重新审视
以上以南非为例，对法院在实现社会权可裁判性上的尝试进行了简要梳理。尽管上述的三个案例案情各不相同，但仍具有一定的共性。法院均对社会经济权利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其被认为同宪法的基本价值，尊严、平等等价值密切相关。同时，尽管认为法院在保障社会经济权利上具有一定的缺陷，但是仍旧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主要是通过“合理性”的解释，来实现对于社会权可裁判性。基于以上基础，让我们对法院在推动社会权保障中发挥的作用进行重新的审视。
1、通过宪法解释推动社会权的可裁判性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法院充分发挥了其具有的宪法解释权力，尤其是对于“合理性”的解释。通过三个不同案例发展，逐步充实和丰富了“合理性”的具体内涵。以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v Grootboom案为例，法院首先对“获得充足住房”的权利进行了解释，其后对“合理性”作出了一定的解释，并强调了社会经济权利的重要意义。这一过程体现了法院对于宪法解释方法的不断运用和调整。基于宪法文本的开放性，法院的解释行为也具有一定的存在空间。而采取这种解释性的路径，基本上不存在关于司法能力的质疑。只要法院忠实于宪法文本、内容与目的，与国际法原则相一致，即可作出一定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