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日益高发、自侦案件办理难度日益增大的现实情况促使着检察机关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采用变通方式规避法律使用技侦手段。根据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检察机关在侦办自侦案件时，对贪污贿赂案件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可以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此通知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决定与实施技侦手段的权力，实务中检察机关只具有使用技术侦查的建议权与申请权，最终是否采用由公安机关决定并执行。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讲，由于至今为止我国法律对人民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能否使用技术侦查没有规定，按照“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得为”的法治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职务犯罪不能使用技术侦查措施[7]；而虽然有上述《通知》，但由于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8]，不足以成为授权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合法依据。
三、自侦案件中技侦手段的适用状况与改革呼声
随着近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腐败犯罪案件作案手法的日益高明、狡猾，检察机关在侦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面临着取证难问题、翻供问题等其他隐形犯罪、无被害人犯罪所面临的相同困境。在我国目前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虽然可以通过变通方式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适用的具体程序是先由检察机关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然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从实际实施的效果来看，这种使用机制存在不少问题：该机制启动程序复杂，运作时间长，公安机关的技术人员不完全了解检察机关的侦查意图，在办案中往往容易贻误战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具体协作的程序与作法不规范，协作关系是否顺畅因人因地而异，有的检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同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的个人感情好，这种协作配合就比较顺利，也很有成效，如果双方之间的私人关系不和，这种协作配合就不顺利，甚至进行不下去，这种仅仅依赖于部门负责人之间的私交运行的协作关系本身就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实际办案中，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技侦手段适用过程中的协作的实际效果经常是差强人意，如有的时候，公安机关或者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本部门工作任务的繁重，就先完成本部门的任务，而后完成协作单位的任务，而此时监控、录制已错过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处于应付状态，对哪些可录制哪些不可录制不清楚，有的则因暂时离岗而错失监控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对录制内容的保管不认真，甚至因录制内容被其他录制内容覆盖而丢失有价值的侦查信息。[9]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中许多代表人士开始呼吁在自侦案件中通过法律授权检察官有权使用技侦手段[10]。在检察侦查实务当中，技侦手段也在个别案件中开始得到零星的使用，根据原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孙力检察长的介绍，“目前职务犯罪案件中，只有在侦查重大案件时才偶尔使用技术侦查，而且使用技术手段的目的也大多是通过监听电话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为抓获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很少用来帮助获取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11]。近期媒体报道的数件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案例多少印证了上述判断，比如江苏海门检察院在侦查“豪赌镇长”张健贪污、受贿案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抓捕[12]；黑龙江绥化市检察院侦查肇东工商银行储蓄所所长赵某挪用公款案中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监控[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