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刑法》第61条可以理解为包含了酌定量刑情节的概括性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在此，“情节”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这得到了《刑法》第63条第2款的印证：“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表明刑法允许人民法院以本法规定之外的情节影响量刑。同时，《刑法》第61条以“犯罪的”定语限制“事实”和“性质”却没有限制“情节”，表明“情节”不仅仅是犯罪情节，也包括犯罪之前和犯罪之后的情节；不仅仅是表现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事实情节，也包括表现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情节。作为酌定情节的“激情犯罪”是一个犯罪时出现的犯罪人情节。然而，刑事司法仅依据《刑法》第61条适用“激情犯罪”情节，还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无论采取具体还是概括的规定方式，都应当具有明确性。保证概括性规定之明确性的途径有三：其一，由另一个权威文本来保证明确性，如“违反交通法规”是一个概括性规定，但“交通法规”文本内容具体而明确；其二，通过社会公认的常识、常理、常情的判断保证明确性，例如“情节恶劣”虽是一个概括性规定，但“恶劣”能够以普适的基本道德规范及道德情感加以判定；其三，依靠专门的解释文本保证明确性，例如我国刑法中许多“情节严重”等概括性规定都有司法解释。实践中，酌定量刑情节主要是通过上述第2种途径得到明确，如根据常识、常理、常情就知道侵害妇女中的幼女和孕妇便在对象上更令人不能容忍，损毁一件文物就比损毁类似普通物品的后果更为严重，“凌迟”致死他人的手段就比一般杀人更为残忍，等等。但是，对于“激情犯罪”这类含义多样的复杂专业性问题，常识、常理、常情难以回答，如果其他法律本文也没有提供说明，则在我国刑法解释体制下，必须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否则，刑法的概括性规定没有任何一种具体加以明确的途径，其含义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模糊笼统的状态，司法面临的只能是困惑和随意，罪刑法定就成了空话。
其实，我国已经有了关于“激情犯罪”的司法解释，这就是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项：“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这里的“基于义愤引发”，显然就是“激情犯罪”的酌定轻刑情节。虽然文字不多，但足以提供“激情犯罪”的基本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