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社会管理不应当理解为主要是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管理社会，更不能是国家单向控制、统制社会。社会管理的主体首要的应当是社会自己，社会应当享有充分的社会自治权力和民主参与和监督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根据宪法第二条第三款，人民（此处指公民和民众）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国家（政府）是社会管理的第二层次的主体，即经由社会（人民）授权治理社会，其职能和义务在于尊重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和公民权，为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和促进社会福祉提供公共服务产品。
至于社会管理的客体，应当是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而不是对公民的私人活动和社会上的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加以过度的控管。党和政府无权垄断经济和社会生活，更不应垄断思想文化。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职责是营造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在取得公众的认同和协助下，协调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权利与机会的平等关系，社会物质与精神资源的公平占有与分配关系，并为此制定相应的法制，等等。
（二）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由于权力不加制约就天生地有扩张性、专横性，特别是在社会管理领域，权力作为强势主体，面对弱势的公民就易于侵犯其人权和公民权，因而必须“控制控制者”，把这些曾经是“领导一切”即控制社会一切的党政权力本身首先控制起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以遏制其不受法治与人权约束的专横。为此，在加强社会管理的同时，还应谋求管理与保护的平衡，行政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和互控。不能只是无制约地单向地扩大行政权力，侵权越权。
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而且所依之法也必须是保障公民和公众权益的良法。近年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维护本地方、本部门的权益，以法谋私，制定一些违法违宪的“红头文件”，号称依法行政，实际上是以非法之法甚至以恶法行政，或者干脆违法行政，暴力执法，造成流血惨剧。这类“社会管理”不是化解而是加剧了官民矛盾冲突，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三）社会管理的社会化
社会管理也不能只是党和政府对社会的单向行政管制、政治控制，而需要着重依靠社会组织的自治和社会主体协同党政共同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