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按照现代刑法学中的客观归责理论，并非所有在自然意义上存在的因果流程，都能归责于行为人，而只有实施了那些制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同时该风险又直接地在结果中实现的行为，才能要求行为人负责。这些对于行为人归责时所施加的种种蕴含价值评判的“直接关联性”的限制，同样也应该适用于对行为人免责或者减责之时。“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杀人案件”中的“因”，同样不能是自然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因”。例如，张三因为与邻居李四产生纠纷，于是一怒之下杀死与该纠纷无关的甚至不在场的李四的亲属，尽管杀人动机与该纠纷之间存在前因后果的关系，但是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由于不具备直接关联性，因此不能被评价为“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杀人”。
第三，限缩解释“邻里纠纷”，反过来也有助于在刑事政策上激发出一般预防的效果。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纪要》之所以规定“邻里纠纷”，主要是由于对这一类案件从轻处理不会对一般预防产生削弱影响，从重处理也不会加强一般预防的效果。但是在某些可能影响一般预防进而影响农村稳定的情形下，就应该对“邻里纠纷”进行限缩解释。
例如，在农村一些地区，存在很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甚至好勇斗狠者，作为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一员，他们当然也和社区中的其他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常常有这样的案例：一开始只是两个普通农民发生口角纠纷，其中一人找来亲友中的“能人”[16]出面来为自己撑腰出气，于是该亲友赶到现场压制对方，最终争吵升级到斗殴，在厮打过程中该亲友将对方杀死。如果不对“邻里纠纷”做出限制，从地域性和自然意义上的因果流程来看，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无疑属于“因邻里纠纷矛盾激化引发的杀人”。但是，如果对这一类行为也按照“邻里纠纷”规定给予政策优惠，不仅与一般民众的法感情抵触，更重要的是，放纵这些好勇斗狠者参与民间纠纷，必然会对农村的社会治安产生威胁，与《纪要》所追求的“维护农村稳定”的目的背道而驰。[17]因此，通过对“邻里纠纷引发的杀人”做出直接关联性的限缩解释，能够发挥一般预防的作用，威慑那些与纠纷本无直接关联但是到现场煽风点火、加重事态甚至直接动手参与的“助拳”者，进而遏制和避免这些好勇斗狠者在各种邻里纠纷中逐渐升级成“村霸”、“乡霸”，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
此外，对于《纪要》中所规定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引发的杀人”，司法实践中也往往是适用于特定的主体之间。例如，作为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刊登于《刑事审判参考》[第474号]的“吴江故意杀人案”，就是在特定的恋爱主体之间参照适用了《纪要》的政策规定。被告人吴江与其女友吴俊因经济等问题导致感情上产生隔阂。两人在汽车内聊天时发生争吵，吴江遂猛掐吴俊颈部，致吴俊机械性窒息死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江死缓。法官在裁判理由中认为，《纪要》中所说的民间矛盾，具有矛盾主体相对固定、矛盾引发原因复杂琐碎、矛盾产生到激化有较长时间的积累演变过程等特点。根据这一理解，该案法官认为，恋爱矛盾在矛盾双方主体固定、存在感情基础等方面类似于婚姻家庭矛盾，因而可以参照《纪要》的政策规定予以处理。[18]由此可见，只有在矛盾双方的固定主体之间，适用《纪要》中规定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引发的杀人”才是合适的。如果上述案例中，被告人将矛头指向了对方的亲友，例如杀死吴俊的父母等，就不再适合参照《纪要》处理。
4．李昌奎案不宜完全适用“邻里纠纷”
按照我在这里主张的观点，由于李昌奎杀害了与纠纷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邻里”，而且其本人也很难算是该纠纷的直接当事人，所以难以享受《纪要》中“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优惠。在该案中，在自然意义上引发血案的纠纷，是在被害人王家飞的母亲与李昌奎的哥哥之间发生的“收费纠纷”，而王家飞、王家红与李昌奎本都不属于该纠纷的直接当事人。即使承认李昌奎与王家飞之间另外存在直接的“感情纠纷”，但是无论如何，李昌奎与三岁幼儿王家红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的纠纷，其杀死王家红的行为，不能被评价为《纪要》中规定的因“邻里纠纷”矛盾激化引发的杀人案件，因此即使其存在自首情节，也不宜适用“邻里纠纷引发的杀人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云南高院的二审改判将李昌奎案放在《纪要》的背景下理解，方向是对的，不能说是没有根据的判决，但是具体到“邻里纠纷”的引用上，则是仅依据字面做了过于宽泛的、教条化的理解。
